农民邹传舜
（下面的文字摘自邹传舜给我2000年5月1日来信的附件，除删节外未作其他文字改动。全篇约8000字。）
我叫邹传舜，今年31岁，曾在村小学教过5年书，也干过其他许多事情。……我现在是一个农民，我愿意永远是一个农民，一个最好的农民！特别是现在，我更加深深地感到，我们这个组的村民需要我，我们这个村的群众需要我，甚至可以自信地说，如果全国农民朋友知道了我已经做的那些事和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以后，他们也一定觉得是需要我的！
现在30出头的我，内心愈来愈铁成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为维护我们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农村的发展繁荣，为我们这个社会清除腐败作永远不懈的斗争，为此，我将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决不退缩！
……
在我念初一时，我就在内心不断地思考：为什么我们农民这么穷？父母以及乡亲们总是一年又一年在辛苦与贫穷中过日子？我那时多么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在哪，特别是我在学校食堂连饭都不敢吃饱的时候，那种想探究农村农民落后贫穷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
1997年，我满怀信心，决定认真开始学习科学种田技术，把自己当作一个科技示范户……我辛苦了一年，却无法完成村干部下发的各种交款，我陷入了苦闷。一直以来耳闻目睹的农民生活的艰辛终于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为了了解有关农村政策，我跑遍了许多的书店都一无所获。终于我与一家科技报社联系讨要了一本厚厚的《农村政策法规选编》……。
……从此，我开始当面顶撞前来收款的乡村干部，并表示坚决拒绝交纳违规之款。不仅如此，我还向其他农民宣讲，动员大家拒绝交款。见此，村干部竟悄悄对我说：“你不交可以，怎么也叫别人都不交呢？”98年秋征中，乡村两级干部用车抓人关到管理区。凡被村干部提供名单抓到管理区的人，每关一天，在交清所欠款之后，还要交20元的管理费。……我立即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决定对乡村两级严重违反减负政策，侵犯农民合理权益等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举报。〔按：删去有关在县里上访的文字〕……现在我们的上访件已在省里呆了五个多月了仍杳无音信，看来我们只有上北京了。
〔按：此处删去的内容是：因组织上访，本人和家庭成员受打击；竞选村民组长成功，但受到撤职威胁，工作困难；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时被选举权被取消；进一步上访受挫等。〕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尽管我们上访使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两次，内参上刊发了我们的上访情况，使我们的上访造成了极大的声势，然而我们的问题到现在根本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我们拒交的那些违规之款仍然被乡村干部记在我们的帐目上。乡村干部仍然那样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们依然步步高升，依然被照常被评为先进单位和个人！他们还扬言着：“看他们斗得过政府！”显然，在一级又一级政府的公开庇护下，我们的上访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只要我们的上访还没有得到政府名正言顺的肯定与彻底解决，我们就不能停！
[按：此处对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认为报告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内容不到500字，占整个报告的1/22弱的篇幅（真是一个细心人！）。但同时赞扬朱总理是一个体谅人民疾苦的“清官”。]
与邹传舜的通信
邹传舜是偶尔读了《南方周末》所刊载的我的文章以后开始给我写信的。今年春节后，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又谈及他上访告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随信寄来一份他所起草的关于乡村工作的建议书。这是一份出自农民手里的农村基层工作大纲，内容非常充实细致，可读性很强。我拿给我的同事看，他们都给予很好的评价。我给他作了简短的复信，信中劝他在与地方政府的抗争中该慎之又慎。5月1日收到他的复信，并附有前面那个附件。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那份“建议”本来只想勾画出一个村级工作的大致框架，没有准备把其中的各个问题都深入具体地谈下去。……作为专门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您们是否也可以制订出适合全国各地的村庄具体开展工作的一个框架？……现在的农村工作不能再总是停步不前了，哪怕仅仅只是向前蠕动都是可以的呵！
仅我现在了解到的有关农村政策法规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我现在从别处无意中发现的1991年中发2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全面实际的好文件。然而就我地农村的情况而言，在距文件发出到现在为止已过去十年了，根本没有哪一方面得到任何加强与发展，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采取过什么发展的行动！……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和村委会组织法怎样认真严格执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农村最突出的主要问题。比如像我这样的农民就很难让当地执政者对付！
关于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问题，我总觉得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也完全合法合理，任何拒绝阻止都是极端错误的！……夸夸其谈已使人感到厌恶……最大的毛病是形式主义，是怕人揭短，这对其本身对国家和人民多么有害呵！
谢谢您为我担忧着。我与政府与村干部的矛盾我想是难以用改良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不会妥协，但我们也不会失去抗争的理智。如果有什么万不得已，代价总是要付出的，我早已随时准备着。
收到这封信，我很快作复（2000年5月初），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你的信及自诉材料我已经拜读。你的一些话说得很有见地。
诚如你所说，关于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乡村的技术性问题，不是人们想不到，而是既定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强大的力量在制约人们的行动。我们尚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官治国家”，因此，官官相护就是必然的了。你想一想，那些书记、局长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是惹你还是惹同僚？所以，你所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官员，而是一个集团，一个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你的悲剧命运，也就是说，你个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大半生的，甚至是终生的！
解决问题的力量，最终是经济力量。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今天就不谈了。
你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先掌握一种致富本领，同时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在大约40岁时候，通过合法的方式，逐步进入政治领域。凭你的智慧和毅力，或许这个办法更会使你有所作为。
依据目前的情形，我估计，反对你的力量，迟早会把你送进监狱。此类事情太平常了（当然对你是不平常的）。
这样写回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怜才之心。像邹传舜这样的农民是有条件“先富起来”的，而他与地方政府这样的正面冲突，十有八九要给他惹麻烦。信里的话是我的心里话。但是，邹传舜并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以下是他复信（5.15）的内容。
我常想，在这个社会里，那些立志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们一定也和我一样，产生过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想法。也许他们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退却了，而我是决不会退却的。……如果中共真是“三个代表”的化身，真正觉悟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话，已经假设出的我的悲剧就决不会发生！……我的悲剧产生的那一天必将是社会动乱即将爆发的日子……。
我不会换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行动上还是思想上，我现在把我当成是农民当中的一面旗帜。我的生活方式的变换无疑是一种退却的信号，我不能让或近或远的朋友们失望……。我仍然要做好一个农民，我会力图在我的几亩地上动脑筋使自己改善经济条件，以便更有利于我去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渴望如我一样的水珠广泛分布在全国每一个乡村角落发挥着与我一样的作用，让普天下农民真正安居乐业（也许您怎么也无法感受到，农民即使想安安逸逸地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过点平静如水的日子都不能如愿这一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