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羣衆鬧事」的起因和責任歸屬有着比較客觀的判斷。實際上，「羣衆鬧事」的發生都和政府部門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有關，事發後又拒絕正確地面對羣衆的正當要求，而羣衆對權利的正當行使卻不構成什麼「鬧事」。六四是由於政治腐敗引發的，政府卻用暴力予以鎮壓；法輪功事件是由於媒體的誣陷和天津公安抓人、打人引起的，後來又用暴力對待羣衆上訪。但是，中共和政府似乎從來沒有錯過，儘管早就有劉少奇同志負責任的思考。所以，六四成了反革命暴亂，法輪功被打成「邪教」。
其實，文革的教訓還不深刻麼？學費還不昂貴麼？胡績偉先生說，如果真正能按照劉少奇的思想理論行事，或者說真正按「劉少奇路線」辦事，就不僅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但是，劉少奇同志的觀點雖然據說也是中共集體智慧的一部分，卻從來沒有爲最高領導者奉行。毛、鄧、江，誰有那樣起碼的良知和胸懷？卻從來不缺乏整人的智慧和血腥的手腕。如果中共最高領導層拒絕改進，很難避免蘇聯的下場，每個作惡的人都是自己的掘墓人，歷史是公正的，只是可憐我們這個倒霉的民族和那些昏昏噩噩隨波逐流的「人民羣衆」！
對經濟建設的強調不能解決羣衆對正當權利的渴求，不要以爲人民富足了就可以不考慮人民正當權利的問題，這是愚民和自欺欺人。六四過去了，經濟的發展能夠消除羣衆心靈深處的創傷嗎？能夠掩蓋那大開殺戮的惡行嗎？羣衆運動的根源在於日益惡劣蛻變的官僚統治。只要掌權者不能夠節制和爲民着想，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得不到緩解和改善，總會爆發的。
中國的領袖一般是不死不退位，人們也只好蓋棺定論。毛澤東說，「有的人輕如鴻毛，有的人重如泰山」。誰幹了什麼，後人是歷歷在目。錢鍾書在清華當學生的時候好像說過，上帝要懲罰人，有時給你來一個水災、一場火災，有時派來一個殘暴的國王。現在人們說，應該建立權力的制約機制，這沒有錯。但是，在那些害人的領袖不死的情況下，你沒法建立什麼制約。希特勒的時候，很多德國高級將領試圖擺脫它的控制，沒有成功的；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劉少奇不就被整死了麼；江澤民整法輪功，他就敢以自己的偏執代替政治局的決定。「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四人幫被公認是禍國殃民的；對於一個特別倒霉的民族而言，領袖的人格是重要的。
3、羣衆運動背後的較量
真誠的民意受到權力的壓制，僞裝的羣衆運動又受到權力的操縱和利用，這背後是權力和良知之間的較量，歷史的表象背後是善惡之間的矛盾運動。
在中國曆朝歷代，皇帝往往尊崇講究仁義的儒家學說，權力的濫用往往受到當權者良心的制約。但王朝末期這種對權力的道德約束消失時，就開始了王朝的更替。權威失落、社會混亂，但是儒家學說依然會在下一個朝代得到延續。歷史表明，推崇儒家學說的朝代都比較太平長久，道德水平的維持決定了統治的壽命。
這種情況在清朝末年發生了變化。五四運動使中國人放棄了儒家學說，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就沒有一刻消停過。馬克思主義是講究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它誇大甚至人爲製造了許多社會矛盾，製造了流血、衝突和人際的不和。馬克思主義沒有道德內涵，道德被認爲是服務於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以後運用軍事準則管理社會和進行政治動員，全面控制輿論、基層社會組織、經濟資源和人事關係。權力在缺乏道德的監護下肆無忌憚地蔓延，權力對人的良知取得全面的優勢。
從另一方面講，中國人自己拋棄了儒家學說，自己選擇了推崇暴力和階級鬥爭的中共，也就避免不了與狼共舞的風險。胡適明智地跑到臺灣。有人說，一個是「農村土匪」，一個是「城市流氓」，怎麼選擇？第三條路線好，卻不現實。這就是中國人的宿命。很多知識分子懷着忐忑不安和希望留下來了，等待他們的是一種不講道德和人權的統治。其實，在延安時期，國統區過去的知識分子和它們的自由主義色彩、人文主義精神就吃不開。那些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沒有意識到沒有道德監護的權力的危險，他們中許多人反對儒家的東西不遺餘力，也就理解不了道德對於一個社會的重要，只能爲他們的淺薄交學費了。明末的知識分子講，一個王朝滅亡了沒有關係，文化消失就完了。而五四那些知識分子爲了富國強兵否定傳統文化、引進西方的工具理性是不遺餘力的，卻把那些堅持傳統文化的有識之士貶爲「保守派」、「復古派」。他們的所作所爲削弱了道德對權力的制約，促成了1949年以後專制權力橫行並危害社會的局面。客觀上講，古代的皇帝權力也不小，但他們因爲敬畏孔子的學說而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節制。中共怎麼沒有一個掌權者比得上唐太宗、康熙和不少賢明的封建皇帝呢？知識分子把中共專制的罪過推給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真是愚蠢。毛澤東是批判孔子的，而他推崇的法家學說從來不佔主流，中共的統治哪裏利用了古代的文化資源？其實，毛澤東是專橫的，他專門喜歡秦始皇，這和傳統文化沒有任何關係，古老的文化傳統在五四的時候就消失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夠糊塗的了。
受達爾文主義的迷惑，人們總以爲社會是進步的，二十世紀中國進步在哪裏？政治上進步了嗎？反右、文革過去了，六四過去了，還沒有平反，鎮壓法輪功又發生了，悲劇只是在重複，而且愈演愈烈。而這些在二十世紀初權力和良知的失衡中就註定了。歷史是有原因的，過去的事情對將來有一種不可逆轉的影響，這就是命運。
中國知識分子以爲，以暴力起家的中共會在掌握政權後走向正常的經濟建設。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由戰爭轉爲建設，不是手段問題，而是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是有連續性的。秦始皇以法家起家，也以法家治國，二世而亡，這是必然的。所以，儒家對法家那套嗤之以鼻，而短見的國王們卻趨之若騖。歷朝歷代運用儒家的學說，維持了兩千年的統治。王朝的更替沒有影響儒家學說的連續。如果每個朝代滅亡的時候人們認爲是儒家學說導致了皇帝權力的濫用，那就應該在下一個王朝放棄實行儒家思想。例如，蘇聯解體了，但人們了解了共產主義的本質，蘇聯人民不僅放棄了蘇聯，更是拋棄了一種意識形態。而在古代中國事實恰恰相反，每個朝代的末代皇帝正是背離了儒家的學說才亡國的，所以下一個王朝會更加謹慎地奉行儒家的學說，以維持統治。五四的知識分子也不想想，馬克思杜撰的那些東西能和古老的儒家學說相比麼？五四知識分子已經理解不了道德的作用，他們以詆譭和摧毀傳統道德爲能事，他們的精神狀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落敗的表現，這注定了他們對中共的接納並在日後意想不到地遭受政治迫害。
但是，道德畢竟是一種漫長的歷史和文化的積澱。中共喜歡一窮二白的工人和農民，因爲他們文化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理阻礙少。而知識分子就麻煩了，他會用已有的文化和道德去衡量，知識分子的內心和骨子裏畢竟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也有一個最低的道德底線，這些和馬克思那套不會相合，他們慢慢會發現中共意識形態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置疑，在寬鬆的時候就會暴露出來，而成爲隨即發生的政治運動的靶子。因此，許多政治運動是針對知識分子的，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實際上就是權力對人心中最後那點良知的圍剿。是堅守良知還是放棄良知，堅持道德還是放棄道德，是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必須回答的問題，顧準、張志新等等那樣回答了，很多人委曲求全了。放棄了利益，守住了良知；放棄了良知，就失去了我們每個人甚至整個民族存在的根基。就象歷朝歷代，道德衰敗了，王朝就要解體。
因此，在這種權力圍剿良知的政治運動中，中共、中華民族面臨着生死存亡，一個人也是一樣。唯有堅守良知，才可能變被動爲主動、反敗爲勝。就像哈維爾主張的那樣，從說真話作起，人人這麼做，一切虛僞、謊言和無孔不入的權力都會被破解。唯有如此，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