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这样的一句话似乎可以追述到遥远的希腊、罗马时期。回顾遥远的这段历史，不只是让我们仰望人类文明的灿烂辉煌。更多的是我们记住了这种声音下的历史事实：在以人民的名义的正义声中，苏格拉底毅然的喝下了那杯人民酿造的苦酒；在西塞罗滔滔不绝的雄辩声中，古罗马业已以人民的名义开始了内战。
以人民的名义，到了18世纪的雅各宾党人嘴里，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理想主义手中的道德法宝。以人民的名义，罗伯斯庇尔话音还回荡在巴黎的上空，丹东就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与之交相辉映，无套裤汉掷地有声，动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样一路下来，理想主义手中的道德法宝又上升成“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还是以人民的名义，当斯大林为未来苏联的历史高瞻远瞩的时候，数以千万计的人名被填进了古拉格群岛似的历史花名册。
以人民的名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那个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写下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历史弥留之际，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是，这样一句以血泪写就的对历史的诘问，竟毫无历史的穿透力，大潮涌起，迅即就消失在以人民的名义的喧嚣声中。
当年顾准踽踽独行于以人民的名义的喧嚣声中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对这股潮流条分细缕：“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顾准说：“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反动保守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0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话语转换的航标。
那种假人民的名义，行专制主义道德理想之实的乌托帮似乎成了历史的绝响。整个世界欢庆社会大还俗。对此，朱学勤有精辟的论述：“那时，全社会将在一个早上突然翻过身来，推倒昨日还在崇拜的‘革命偶像’，并把它拉上它们自己设置的断头台。那时候，解构者被解构，推翻者被推翻，而千百万昨日还在哄闹的‘革命群众’则突然更换舞步，在断头台下跳起了庆幸还俗的欢快舞蹈……”
20世纪中国的后二十年是在社会庆幸还俗声中度过的。由凌空蹈虚到贴地行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0多年下来，人们却惊讶的发现不光是给自己的肉锅里多增加几片肉的问题，整个社会更面临着社会道德普遍滑坡，贪污腐化盛行，财富分配不公，社会正义难以实现等等问题。
“娜拉走后怎样？”是个费思量的问题，但比这问题更古老的却是：娜拉为什么要出走？
理想主义大厦的坍塌砸倒了革命的泥塑木雕，同时却也带走了信仰的神龛。普遍缺乏信仰成了这个时代最好的脚注。后人在翻看20世纪思想史时，肯定会被当时眼花缭乱的中国思想界所震惊：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经验主义，新词旧语层出不穷，新瓶装旧酒，旧瓶到新酒。思想的土地挂上了万国旗，思维的头脑成了跑马场。但就是在如此众多的主义、理想中间你却找不到两个字：信仰。有位哲人说过：“没有信仰的时代必定寻找道德的廉价取代。”
告别革命是理想主义历史血的经验总结，试错演进、摸着石头过何是经验主义的不二法门。但不管你怎样改良、循序渐进，你总要面对那些社会问题。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就必然面临一个矛盾普遍激化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没有看见自信的话语霸权，反而看见的是贫乏的话语无力。当外来和尚念的经水土不服的时候，我们没有现成的经典可用。这时候，知识分子只有回到那个良心的战场：内圣外王。外在的王道未行必先追求内在的心灵约束。修身、奇家、治国、平天下。一路比照下去，个人的道德自律泛化成社会价值衡量的黄金律。
上有道德权威的制度安排，中有卫道的话语权柄，下有民间的道德渴望。道德社会呼之欲出。可这却不是理想主义道德理想国造成的结果，而是经验主义社会实践的历史事实。
由此我们看见自宋明以来那个社会形态，以德治国的现实承诺与民间的的道德救赎如出一辙。这也许就是这一古老民族现实与历史的不谋而合和破旧立新。朱学勤曾经在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对这种情况加以概括：“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观念来安排对世俗权力的道德监守，甚至更进一步，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观念来重建世俗权力。”可惜这样的道德理想国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此一道德理想非彼一道德理想。如果说前一道德还透者神圣崇高的光环，还代表了人类美好的终极愿望。那么，那种建立在世俗社会上的道德理想国，却是对人类个性的压制和对人类精神的桎梏。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以人民的名义到以道德的名义，那个古老的社会似乎又还魂于当代。赛先生于德先生争了将近一百年，到头来我们却看见：赛先生一旦完成他固有的历史使命（赛先生甚至壮志未酬），德先生必然卷土重来，其气势之汹涌，敢叫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顷刻灰飞烟灭。这样的时候犹如唐吉坷德把自己置身于现代虚拟的无人的战场，等待他的不是必然的现实的胜利，而是现代高科技下的造化弄人。
以道德的名义，我们犹如沙漠中行进的的孤旅突然发现了道德理想国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