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月二十三日发生了“法轮功疑迷者自焚事件”，一月三十日香港就有人出头主张对香港法轮功“立即取消注册”，“予以取缔”云云。北京的“自焚事件”和香港的“取缔高论”之间，因果关系如何呢？
是巧合，还是前后呼应？
大公报一月二十日报道，十九日“朱镕基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北京市市长刘淇的陪同下进行考察”。朱镕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充分认识同法轮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严防法轮功顽固分子和疑迷者在京滋事”。
这段报道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于“考察团”之庞大以及其成员头衔之冗长，而且还在于其中包括分工镇压法轮功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和具体负责镇压法轮功的政治局委员罗干。一年多来极少在公众场合谈论法轮功的朱镕基，这回却在负责镇压法轮功的两位大员“陪同”之下，发出上述指示。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新华社后来在一月三十日报道的“法轮功疑迷者自焚”，竟然早已在一月二十日的“严防法轮功疑迷者在京滋事”报道中埋下了伏笔，甚至连“疑迷者”一词也早已预先“准备”好了，以致产生前呼后应之效，岂不耐人寻味！
高度戒备下，自焚顺利发生
中新社一月二十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罗干，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中央综治委全体会议时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参与的部门多，基层组织网络比较健全，在组织社会力量、发动人民群众，运用各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要“加大对法轮功的打击力度”，“对法轮功的活动早发现、早处置，决不允许法轮功骨干分子和顽固分子串联、聚众闹事”。而且，“罗干强调，春节将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隐患，严防重大灾害事故发生”，云云。
大公报记者一月三十一日报道，“大年廿九和大年初一，我曾到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看到众多警察和警车守候在那里高度警觉”，“警察在寒冷中过不成年”，“令北京在过年的气氛中平添了不少紧张”，云云。
然而，就在罗干主任的严密布置昭示天下后不出三日，居然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疑迷者自焚事件”──罗干先生究竟是干什么吃的！
似乎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戏
这里头有几点疑问：
一、香港法轮功负责人简鸿章说，他绝不相信法轮功修炼人会自焚，因为法轮大法明确指出自杀也是杀生。
二、在天安门广场如上所述岗哨林立、高度戒备的情况下，妇孺之辈怎能带著汽油、打火机甚至刀子，轻易闯过经验丰富的天安门广场武警的警戒线呢？况且，备受“优待”，难得可以对著摄影机“接受访问”的“开封疑迷者”，居然还操著河北口音讲话！
三、北京的“疑迷者自焚事件”之后一周，接著又是长篇文章，又是电视广播，大张旗鼓地谴责谩骂“法轮功邪教”，最后居然“落实”到远在几千里外的香港，有人出来主张要对香港法轮功采取“取消注册”和“取缔”手段。
这样一来，不由得令人产生一个疑团：这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场戏──总导演究竟是谁呢？
满城风雨话珊珊
一月三十一日，大公报刊载了一篇妙文，提及去年夏秋之交在香港搞得满城风雨的彭珊珊。妙文云，“自称『真师父』的激进派首领彭珊珊，曾召集本港及境外学员前往宝莲寺大佛下练功”。后来，“入境处人员前往境外学员聚居的跑马地成和道单位，拘捕其中三名逾期居留的外来学员时，部份学员竟以企图跳楼相威胁，反锁屋内顽抗”。妙文企图以此证明“香港法轮功学员曾被教唆跳楼”，云云。
当时，彭珊珊确实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据当时报道，她还在九龙一家高级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场外竟有若干便衣人员为她招揽听众前去聆听她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可是，当产生兴趣的香港记者拿起照相机对准他们时，那几位便衣人员便匆忙扭头快步登车扬长而去，原来车上挂著的是广东车牌。
后来，还有报纸报道，成了“跳楼闹剧”戏台的跑马地成和道那几个单位，原来竟是属于中央电视台的物业。
据当时报道，香港法轮功负责人简鸿章曾公开声明，彭珊珊的活动与香港法轮大法学会无关。
笔者是大公报的长期读者。去年当香港各家报纸都登载彭珊珊的上述新闻时，注意到大公报对彭小姐搞的这些风风雨雨可只字不提呀！难道大公报编辑部忘了这一点吗？如今却又登文重提此事，这可是工作上的疏忽啊！顺便借问大公报，如今彭珊珊小姐芳踪何处？莫非演完了去年香港那场戏之后，又在其它天地另有重任？
总之，这个世界不算大，围绕著法轮功的戏，此地一场，彼处一场，接连不断，而且一场比一场离奇。究竟总导演是谁呢？(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