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人的勤懇、機靈，如果只是一些專業、技術性等領域的問題，則用不了多少時候即可解決並和外國銀行並駕齊驅；但偏偏今日大陸金融問題卻是病根深重，牽涉到的何止是權勢、既得利益族羣，更主要的是整個經濟體制，而且牽一髮而動全身，最後不只衝擊到金融體制，甚至是社會制度。
金融業第一個被衝擊到的是保護傘。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成員國除特殊理由，不能另設藩籬，中共雖然是用「開發中國家」加入，但緩衝期最多也只有五年，而且在這五年中，要逐步修改內規，放開管制，允許外資實行和大陸金融業一樣的國民待遇。試想，以大陸目前金融業坐等存款、聽命貸款，做壟斷生意的經營方式，一旦失去保護傘後，將如何與境外同業競爭？
黃先生是一位初到上海的臺商，他到銀行去辦存款的第一天，就深感不便，首先他忘了帶老花眼鏡，勉強找了個光線很好的地方，又發現要填的表格上，很多簡體字讓他看不懂，他想找一位職員幫幫忙，正式職員全坐在厚厚的密封式防彈玻璃後面，而拉門的、掃地的又不懂怎麼填，保全說他職責在身，無以分身。好不容易讓其他客戶你指點一下，他插一句填完了表格，送到櫃檯前，面對著防彈玻璃中的小姐，直著嗓子對裏面講話，而裏面的小姐卻以麥克風對外輕鬆的發言，經過了好一陣折騰，黃先生總算辦好了手續，也拿到一本新存摺，但小姐告訴他，提款卡必須要等一星期後才可以拿到。至於具體是那一天，她也「吃不準」。
黃先生說，上海是大陸的金融中心，也是金融業最發達的地區，銀行硬體看上去和臺灣大致相同，但卻沒有老花眼鏡、沒有茶水，沒有服務人員，沒有相關資訊，座位也沒有幾個，反倒是很多盯著人的保安，給他的感覺不像是服務業，而是政府機關，不是銀行在賺你的錢，而是你要拜託它。黃先生說，基本服務尚且如此，深層的服務如貸款、兌匯、提供衍生性金融及資訊等等，就更不可能了。他懷疑國外金融業進人中國後，還會有人走進這樣的銀行。
事實上，黃先生了解的還只是表面現象，更嚴重的是，大陸金融業還有一屁股爛帳，總額高達存款額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二。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不良放款，到今年九月時，達到一兆八千億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已透過資產公司處理了的一兆三千億不良放款。逾放比如此高，而經營方式有如此呆滯，北京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即明確的表示，大陸金融體系中最脆弱的就是銀行，因爲它其實不是真正的企業，而是中共行政體系的附屬物，要不是如此，按市場經濟早就倒光了。他並直言，這樣的金融業難以與國際金融集團競爭。
而另一位叮囑不要公開姓名的學者說，他在演講談到此一問題時，問下面聽衆「如果有選擇，你們會把錢存到花旗銀行還是國有銀行？」聽衆的答案無一例外的是「花旗」。
但也有人指出，中共總理是金融方面的行家，他正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金融體制，相信在一、二年內就可以見到成效，改變目前的窘況。
對此說法，大陸另一位經濟學家何清漣表示存疑。她指出，把這種大事寄託在個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種錯誤，因爲人是制度的奴隸，國際上原來也曾對朱鎔基個人估計過高，但現在的事實說明，老一代打天下的政治強人去世後，現階段領導者個人不具備與制度抗衡的力量，他們只能選擇小修小補的改革，卻不能對體制進行大規模及深層次的觸動。
大陸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爲，已迫在眉睫需要改革的深層次金融問題包括：改變國家對銀行百分之百的控制（包括人事）。放棄行政干預銀行利率的上下限。放開銀行業務自主權，不再承擔指定性、任務性貸款（國企、權貴）。銀行資訊透明化，使客戶和銀行能雙向了解，以保障客戶和銀行的權益（目前銀行資訊仍爲國家機密）。政府應站在監督的角色，嚴格執行金融制度的管理。
據熟悉大陸金融作業的人士指出，當這一切都未曾實現前，大陸銀行入世後簡直有如一座活火山，而這座火山的爆炸點，很可能就是股市。他表示，幾十年來，國有企業都是直接向銀行領錢，進入市場經濟後，國有企業效益一落千丈，發不出薪水，仍然由銀行調撥、借貸。其後，政府發現國企像個無底洞，不良放款已成爲天文數字，就想出將國企包裝上市，通過股市圈錢，化解銀行風險。
股市行情好，大家倒也不覺得，如今股市邁入熊市，問題就日漸浮現。大陸有不少專家預言，如果上證指數一旦跌破一千五百點支撐，就有可能直貫而下，屆時銀行業不合法手段入市炒股的七千億資金將血本無歸，到那時不只是銀行要跳腳，企業要跳樓，老百姓可能也要上街。而現在的難處是，股市盤跌不休，資金抽不出來，而列強的金融業大軍，卻正向中國全面開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