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我父親和王若望先生年齡差不多。在驚悉王若望先生病逝的時候,我不禁傷感地想念起多年未見的老父親來。王若望先生因不向當權者妥協而客死他鄉,悲哀中讓人稍感安慰的是,他去世前終於和子女見上了一面,雖然當時已經不能說話了,但他緊緊握住了兒女的手。人間骨肉至情,盡在不言之中。

而像我這樣的異議者,今生今世,是否還能見上正垂垂老去的父親,卻是希望渺茫的事情。不久前,我父親來信說,他已經快要雙目失明了,但他不願瞎著眼睛去見上帝。我收到信後,立即寄錢回去,並託付女友幫助我父親找醫生做眼睛手術。爲中國的教育事業奉獻了一輩子,父親的退休工資現在只能領到一部分,醫療費更是不能指望。中國昂貴的醫院大門,沒有我這個女兒從海外資助,他是不敢進去的。

手術後,我父親的眼睛已恢復了一點視力,但他能用這點視力見到他唯一的女兒嗎?我家先生的大姐因病去世時,一定要看看我們一家從瑞典寄回去的照片,才肯瞑目。這是許許多多流亡者的悲痛,親人至死不能相逢。所以這幾年我比較熱衷於照相,最大的心願,就是讓視力衰退的雙親,見了照片如見我本人。

對於我,一個繼承了父親倔強性格的人,爲了自己的理念,一直以「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爲信條。我從不給父母一點虛幻的希望,不讓他們指望此生還能見到我。我的父母也從不念叨讓我回去,他們甚至爲我想回國的念頭驚恐不已。他們害怕我回去再次陷入中共的大獄裏,因此總是說,只要能收到我的信,在電話聽到我的聲音,他們就放心了。

雖然父母和我口頭上都說見不見面沒有關係,但在我的異鄉的夢裏,家鄉的景象是時常出現的。平時,最讓我牽掛的是父母的身體。私心裏,我期望日益衰老的父母能堅持到我回家的那一天。而我那愛看報的父親,幾乎每天都在分析新聞,看中國政府對政治犯的政策有沒有轉變的跡象。無數流亡者家庭的團聚,全繫於權勢者的一念之間。

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母親來信總是告誡我「不要在海外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情」。我爲此很生氣,說正因爲覺得自己對祖國有一份責任,我才在海外盡義務做一些人權工作。我問曾是中學教師的母親,爲什麼說的話與共產黨如出一轍。她回答說,她不過是受人之託,「例行公事」而已。

但我父親不會這樣糊塗。儘管我從不和家裏人談政治,但他心裏很清楚我在海外做些什麼,他爲我驕傲。有一次,他來信提到「人權與主權」的問題,正好是我在海外筆戰的題目,我驚訝得不得了,不知他怎麼知道我在海外的「反動活動」。

記得曾經看見過父親的一張畢業照,那是他在蔣介石當校長的中央政治大學照的。年輕的父親英俊而生氣勃勃,富於理想。因爲國民黨也曾腐敗,父親在南京參加過學生運動。八十年代時,他搖著頭對我說,當年我們反對國民黨腐敗,可現在共產黨比國民黨腐敗多了。 因爲我父親那一批前國民黨員的遭遇,我理解了,在一黨專制之下,多少胸懷報國之志的英才被埋沒、被監禁、甚至死有餘辜。父親一直認爲自己還算幸運,因爲他的那些曾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的同學,不少在解放初就被槍決、關押了。父親因爲國民黨在離開大陸時還是一個實習生,因此只劃了一個內控的「歷史反革命」,並被錄用爲中學教師。1949年之後,他安於教書養家,閉口不談政治。敢於反對自己校長蔣介石的父親,卻在共產黨手下忍氣吞聲。因爲他必須承擔農村老家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擔,只能腹誹共產黨的倒行逆施,苟且偷生幾十年。

比較我父親那一批同齡人,王若望先生是幸運的。王若望先生從一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轉變爲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他那勇敢的抗爭之聲,有幸被世人聽到,並影響了一代青年。面對邪惡的專制政權,他至死都是一位堅強的戰士。我想,如果我父親了解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一定是欽慕他的。

200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