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我这样的异议者，今生今世，是否还能见上正垂垂老去的父亲，却是希望渺茫的事情。不久前，我父亲来信说，他已经快要双目失明了，但他不愿瞎著眼睛去见上帝。我收到信后，立即寄钱回去，并托付女友帮助我父亲找医生做眼睛手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父亲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领到一部分，医疗费更是不能指望。中国昂贵的医院大门，没有我这个女儿从海外资助，他是不敢进去的。
手术后，我父亲的眼睛已恢复了一点视力，但他能用这点视力见到他唯一的女儿吗？我家先生的大姐因病去世时，一定要看看我们一家从瑞典寄回去的照片，才肯瞑目。这是许许多多流亡者的悲痛，亲人至死不能相逢。所以这几年我比较热衷于照相，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视力衰退的双亲，见了照片如见我本人。
对于我，一个继承了父亲倔强性格的人，为了自己的理念，一直以“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为信条。我从不给父母一点虚幻的希望，不让他们指望此生还能见到我。我的父母也从不念叨让我回去，他们甚至为我想回国的念头惊恐不已。他们害怕我回去再次陷入中共的大狱里，因此总是说，只要能收到我的信，在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放心了。
虽然父母和我口头上都说见不见面没有关系，但在我的异乡的梦里，家乡的景象是时常出现的。平时，最让我牵挂的是父母的身体。私心里，我期望日益衰老的父母能坚持到我回家的那一天。而我那爱看报的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分析新闻，看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政策有没有转变的迹象。无数流亡者家庭的团聚，全系于权势者的一念之间。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来信总是告诫我“不要在海外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我为此很生气，说正因为觉得自己对祖国有一份责任，我才在海外尽义务做一些人权工作。我问曾是中学教师的母亲，为什么说的话与共产党如出一辙。她回答说，她不过是受人之托，“例行公事”而已。
但我父亲不会这样糊涂。尽管我从不和家里人谈政治，但他心里很清楚我在海外做些什么，他为我骄傲。有一次，他来信提到“人权与主权”的问题，正好是我在海外笔战的题目，我惊讶得不得了，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在海外的“反动活动”。
记得曾经看见过父亲的一张毕业照，那是他在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照的。年轻的父亲英俊而生气勃勃，富于理想。因为国民党也曾腐败，父亲在南京参加过学生运动。八十年代时，他摇著头对我说，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腐败，可现在共产党比国民党腐败多了。 因为我父亲那一批前国民党员的遭遇，我理解了，在一党专制之下，多少胸怀报国之志的英才被埋没、被监禁、甚至死有余辜。父亲一直认为自己还算幸运，因为他的那些曾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同学，不少在解放初就被枪决、关押了。父亲因为国民党在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实习生，因此只划了一个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并被录用为中学教师。1949年之后，他安于教书养家，闭口不谈政治。敢于反对自己校长蒋介石的父亲，却在共产党手下忍气吞声。因为他必须承担农村老家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只能腹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苟且偷生几十年。
比较我父亲那一批同龄人，王若望先生是幸运的。王若望先生从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他那勇敢的抗争之声，有幸被世人听到，并影响了一代青年。面对邪恶的专制政权，他至死都是一位坚强的战士。我想，如果我父亲了解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一定是钦慕他的。
200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