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书中指出，在20世纪高科技、工业化、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四种力量的催动下，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恶俗，"他的威力比以往的宗教裁判、种族灭绝、集权主义、孔孟之道、文艺复兴、精神文明全部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它的影响所及无论西方东方、城市乡村、社会个人，以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一赦免。" "它一现身，就颠覆了我们，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面的恶俗时代，在一派世俗欢快的热闹景象中随心所欲地摆布我们"。"它驾驭了我们的生活，因而改变了文明的进程"
在作者眼里"大众化趋势一边倒地钳制了舆论"。传媒覆盖一切，操纵一切，包装一切，为恶俗开路。当所有的常态俗在市场和传媒的操纵下被包装成堂而皇之的大众需求、大众文化、进而成为公众生活的主导趋势并主宰了我们的思想、性情、喜好时，一种全面的恶俗品相也由此诞生－－因而这又是所有粗俗、庸俗、媚俗之熔于一炉、结成一体、沆瀣一气。一切在西方或东洋开始流行的恶俗，都以极速在中国出现。"恶俗好比食物变质，肢体腐烂，细胞、组织、器官遭到病毒的全面入侵。"
尽管作者已经提到"人民大会堂－－新时代皇权的延续"，今日中国社会"恶俗的推广蔓延，与当政者的政治文化分不开"，似乎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是还欠往前再跨一步。
在中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文化，即服务于中共集权专制的恶俗文化，这应是恶俗时代最主要的导因，其排位应在作者前述的四种力量之上。中共打断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手酿成了恶俗环境，并依赖这种恶俗维系统治，所以恶俗与中共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恶俗变成了当今中国的“生态环境”，就象中共以"全民腐败"为绑票，恶俗无处不在，无人能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要多恶俗就有多恶俗"的国度。
在这里，“官员恶俗”是因，“百姓恶俗”和其他恶俗是果，也许正是因为作者还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他对现实多了一些悲观的态度。在他在看来：恶俗如同战争、瘟疫、恐惧和世界末日一样，人无法消除他们，也没有什么药方或手术能救治。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国民中有不少人表现出丧心病狂的幸灾乐祸，也印证了这种恶俗无药可救的严重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鲁讯、才看清楚包括自身在内的全民族的阿Q嘴脸、才领会鲁讯为何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本书作者谭甫成，是中国作协会员，1967年曾在内蒙插队放牧，72年到河北务农，82年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85年任深圳文联专业作家，93年成为自由撰稿人，99年移居香港。他的这种经历，相信为他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开拓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视野，积累了十分难得的经验。他解释自己揭露恶俗的真正动机，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崇高、荣誉、美好。要想出恶俗的污泥而不染，就需要对我们自身和周围的恶俗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谭甫成的《恶俗时代》，对于恶俗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我们，无疑是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