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一年，解读的无非都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按惯例，文章结束的时候，总得给个结论；关于江泽民时代我能说什么呢？我可以进行文学式描述：这是一个枯藤老树昏鸦的时代，也是一个二月春风如剪的时代；这是个卖春的时代，也是个旺秋的时代；这个时代寒风刺骨，但你也可以说它春寒料峭；这个时代，血腥味和美酒香混杂，妃子笑和怨妇哭互闻；在这个时代，一些希望在沉没，但另一些绝望在还魂；这个时代，醉意可能被跟踪（刘晓波语），物欲却已经被释放；这是个大雾弥漫的时代，雾散后，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如果不是万丈悬崖，也有可能是繁花似锦……
如果用理性的语言来说，江泽民时代，是一个既在赎罪，又在犯罪的时代。产生于1989年的江泽民政权是一个有“原罪”的政权，它的原罪既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也有邓小平时代的遗产。毛的遗产且不论，邓的遗产当然是六四。如果说六四是当局的一桩罪，江政权就产生于这桩罪。没有六四，就不会有江政权。因此，江必须替邓也替他本人“赎罪”，否则，政权不稳。六四后，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工资涨了，假日长了，有的玩了……但同时，江政权又绝不能认罪，认罪，就可能丢掉权力。因此，它必须犯新罪，掩旧罪：实行军警统治，逮捕异见人士，迫害宗教信仰，带头结党营私……
江泽民时代，也是一个既有僵尸还魂，也有新桃换旧符的时代。江泽民时代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拖延旧时代的灭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毛泽东的阴魂，那就是“运动”和“造神”。搞“三讲”是运动，树“核心”是造神。但他也推动中国签署人权公约，进入WTO，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接纳“精英党”思想，推动中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僵尸还魂是为了巩固他在位时的政治权威，新桃换旧符是为了树立他退位后的思想领袖地位。所以，江泽民时代是一个陪葬的时代，是还魂不成，与僵尸同归于尽的时代。
江泽民时代还是一个政治表演平庸但经济表现杰出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表演是政治家个性的展现；经济表现则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说，政治平庸应归咎于个人，经济业绩要归功于体制。江泽民时代，在经济上是个坐享其成的时代，前10年的改革之花，开始结果；在政治上是个坐失良机的时代，邓小平时代发动的政治改革机器，已经空转了10多年。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江时代是想出风头，又自取其辱的时代。“暴发户心态”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政治心理特征，在国内表现为权力使用上的为所欲为；在国际上表现为自不量力地与美国争霸。结果是使馆被炸；做了美国间谍飞机的旅馆，对方又拒绝付足额房费。可圈可点的倒是江政权的恼羞不成怒，硬不起来时，软得下去，避免了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期。
一言以蔽之，江泽民时代是个守成的时代，不是进取的时代。守成时代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丰富的遗产。江泽民政权的“原罪”，是它的债务，但却是后江泽民时代的资产；就象华国锋时代一样，它的“原罪”（1976年天安门事件），成了邓小平时代的资产。平反“四五”，奠定了邓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未还魂的僵尸再次就木之后，留给后江时代的是一枚“新桃”：“三个代表理论”和“精英党”思想，铺向国际人权总站的轨道和加速中国市场国际化的WTO。在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上，中国从狭窄的社会主义河沟，将逐步回到宽阔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世界性潮流；在政治经济上，中国将真正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这样的框架结构，容纳得下后江时代的任何变革，而不用冒意识形态风险。
江泽民时代还是一个政治表演平庸但经济表现杰出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表演是政治家个性的展现；经济表现则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
被延缓的政治改革给后江时代带来的能量释放效应，就象当年被延缓的经济改革给后毛时代带来的同样效应。邓小平是想使自己成就为一代伟人，他不想让自己止步于经济改革，而将政治改革的美名让给他人。所以，他在1980年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只可惜，土壤未丰，秋风未爽，果子尚青。政治改革的果子，看起来不美，吃起来涩口。它在江泽民时代红艳诱人，丰满如处子，又可惜被视为禁果。吃禁果的快感，留给了后江时代的继承人。
江山如有待，谁是后来人？(2001年10月23日于美国麻省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