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冰娴和她的丈夫均长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被解放军枪杀。此后他们公开站出来为儿子伸张正义，成为“六四”难属群体中的积极活动分子。丁子霖夫妇所著新书《生者与死者》出版后，记者采访了住在北京的苏冰娴女士。
问：您能详细谈谈赵龙遇难前后的情况吗？
答：六月三日晚上，我跟我先生、小女儿和小儿子说，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注意了，满街都是人可能会出事，稍微一有骚动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说：“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出去了。”赵龙、我女儿和我先生他们三个人说：“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大家都这么关心，我们去看看。”我只好说：“好，我在家里等你们。”结果，等到十二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回来，我等得非常心焦。
后来，突然听到枪声，就像放鞭炮一样，当时周围的每个人都是证人，谁都听得很清楚。听到枪声，我们还不相信，都说，这是放鞭炮吓唬这些年轻人吧？所以，我和邻居们都涌到胡同口，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坦克车也过去了。
这时候，有受伤的人被三轮车抢救下来，找电话亭，就在我跟前说：“快让开！让我打个电话！他真的受伤了，真的开枪了！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快给他家里打个电话，说不定他就要死了。”那时候，我相信真的是开枪了，我非常非常担心。很快我先生和女儿回来了，他们说，他们是从民族宫那边过来的，说那边真的开枪了，也有人被打死。所以，他们急着回来找我。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赵龙也骑车过来了。当时，发生了这么样的惨剧，我好像根本没有力气走回家去，我就跟几个同事蹲在马路边上。我先生回来后，告诉我说，赵龙不在了。院子里好几个人看见他了，还对他说，开枪了，龙龙你不要去了。龙龙说，我到楼上看了，我妈妈不在，我去找妈妈去。好几个阿姨劝他不要出去了，他还是骑车走了。他没有留心我在路口。
他是和一群年轻人一块儿，枪声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有一种吸引力。我这样想，他们当时可能认为军人不会开枪。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他们，开枪是在战场上，比如在朝鲜战场上、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绝不会想到解放军叔叔会向他们开枪！他们是抱着看热闹心情去的，根本没有想到是去送命的。
赵龙是死在民族宫那一带的，当时赵龙死时我们不知道，我女儿和先生当时就劝我回家休息，他们去找赵龙。到早上六点多，他们回来说，没有找到。于是，我们，还有我们单位的一些年轻人，拿着赵龙的照片到各个医院去找。因为那时候不可能在街上找到一个伤员或死者，在那种场面下，很多人的境界非常高，特别是那些原来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的人，比如蹬三轮车的、做小生意的、摆摊卖服装的那些人，很多受伤的人和死亡的人都是被他们这些有良知的人抢救的。在抢救过程中，他们甚至自己受了伤，或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线索寻访到他们。
问：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赵龙的？
答：我和我丈夫跑了很多医院。我们在白塔寺的人民医院查了死亡名单，有四十多名，我们一看没有赵龙，就到别的医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们当时只是找了长安街路北的医院，因为我们住在路北，赵龙如果受伤的话，应该被送到路北的医院。我又向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同学询问，“六四”期间抓的人都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如果把他抓起来，打一顿或者判刑，他还能有一条活命。那时，各医院的死亡名单都是几十、几十的了，我想，能够把他抓起来更好。我就抱着这一线希望问我的同学，他回答，那天晚上没有抓人。那就是说，都是开枪解决了。
后来，我的一个同事的女儿跟他爸爸讲，她所在的医院，就是在长安街路南，四川饭店附近的北京第二人民医院，到六月七日还有六、七具遗体没有人认领，如果再没有人认领，天气太热，他们马上就会作为无名尸体火化了。当时，各个路口都有戒严部队，如果喊你，你不停，就会开枪射击。
我先生说，他自己一个人去。我先生是海军离休的干部，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他没有直接到西单路口去找，而是绕道，通过很远的小胡同拐到四川饭店，找到了第二人民医院。他看了照片，尽管上面的脸已经变形，但从衣服和鞋上，他认出了是赵龙。他就去看遗体，一看他差一点昏过去。确认是赵龙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们。我当时就嚎啕大哭，我觉得好像是在作恶梦，怎么可能在长安街上，解放军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呢？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解放区，受到党的教育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次发生的事情使我震惊得好像天天都在作恶梦，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体重几天内从一百二十多斤下降到九十多斤。我觉得自己真的像死过去一样，不知道该做什么。现在想一想，我觉得丁子霖、张先玲她们这几位比我勇敢，她们比我头脑清醒。她们很早就站出来为自己孩子伸张正义。而我当时就是找单位、找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单位安排我跟李鹏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辩论，到底谁有理？我如果没理，就枪毙我。可是，有什么用？
问：您能不能谈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到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活动中去的？
答：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或一九九五年，那时有同学从美国回来，向我介绍了丁子霖他们的情况，才和丁子霖他们认识了，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一直对他们很敬佩，对他们很支持，我也在尽我的一切力量。“六四”后站出来呼吁的难属有一百多，当然实际的死亡人数绝不只一百多人，因为当时从我们看到的医院里的死亡名单，一个医院就有几十人，我们现在才找到多少啊？恐怕死在人民医院里的人的家属，我们一个还没有找到。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很难。有时候，我们去找，有的人还是非常胆小，虽然他们心里很痛苦，但是，他们可能怀疑我们是安全局的，怕上当。
我感到，没有站出来之前，我没有表达我的意志的地方，也没有人骚扰我。但是，一旦你站出来了，安全部门的人就对你不客气了，他们对我本人，对我的丈夫，甚至对我的孩子摸底都摸得一清二楚，时刻都在观察我们的动向，时刻跟着我们。
问：您能不能举些例子，谈谈是怎样受到监视的？
答：上次我们开展“天安门母亲运动”，我还没有接到斯诺夫人的电话，安全部门就来了五个人。那是五月十一日晚上。他们告诉我：“从事‘天安门母亲运动’，这是不允许的！你十一日、十二日不准上街，不准打手机。你就呆在家里。外界如果采访你，你就回绝。”
我说：“手机，我不会打（我的手机被他们没收后，号码暴露了，他们还给我以后，我也不用了），晚上十点以后我也不会出门。但是，如果谈‘六四’，如果谈赵龙，特别是斯诺夫人来电话，我是绝对会接的！让我婉言谢绝，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年轻人很凶的，他跳起来对我说：“这是不允许的！”
我说：“你认为你讲的话是法律吗？你的话不是法律！我做的事不违法，我是会做的！我不能听命于你。”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电话被切断了。因为我的电话是分机，我就出去到总机房查问。我一出楼门，就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在盯着我，他肯定是安全局的人。我就向机关的方向走，这时我回头一看，有一辆汽车跟着我。我很快就跑到旁边的一个门里，到一个同事家里。过了一会儿，我出来，发现汽车还在门口等着。我没法出门，就在同事家打了一个电话给机关，要求他们派两个人来接我到机关去，我说：“如果我现在出去可能又会被他们抓走了。”
后来，我们机关来了两个年轻人陪我走到机关去。那辆汽车和骑自行车的人也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我们机关的大门口。我进了机关，他们没有进去。我在机关呆了一个上午，我就在机关打电话出去，和张先玲她们联系上了。
问：有人说，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六四”难属群体，这个群体是怎样形成的？
答：如果没有“六四”的屠杀，我跟丁子霖、张先玲她们不可能认识，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牵连在一起了。我对丁子霖确实非常敬佩，她的身体不太好，这么多年来，她站在最前面，一切压力都是冲着她来的，她很瘦弱，可是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第一次听说丁子霖是通过我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在美国留学，介绍我和丁子霖认识。我记得那次丁子霖来看我，我们在我家里大哭一场。我当时觉得，真是找到了亲人了，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能够有共同的目标。虽然我的好朋友很多，但是要不是经历了这样一场血的洗礼，是不会产生这种感情的。我和另一位“六四”难属张先玲也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前几天，我跟丁子霖去看望一个年轻人，他叫齐志勇，他今年才三十多岁。他的整个一条左腿从大腿根被打断了，是一个重残者。我们去看他，心里非常难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生活应该过得很美满。当然，他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毕竟还保存了性命，他也结婚了，有一个女儿。
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和另一家同住在一个很小的单元里，非常非常的拥挤。他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香烟、西瓜和一些小商品。他也积极参加了我们这些难属的活动，我们尽量在生活上给他们一些帮助。我看到他就想到了我的儿子，齐志勇是被枪打到腿上，我儿子赵龙是被打在胸部，三颗子弹从左边打进，打到了要害部位，他当场就送命了。
我们还访问过宣武区的一个人，他叫陈建军，是一个退休工人。我们给他送去一些钱，他说：“不要给我钱，我一个月六百块钱，够了，生活没困难，我还可以照顾孙女。”他的儿子被打死了，孙女还很小，都是陈建军照顾。他的儿媳妇改嫁了，但是还来看望他，仍然叫他爸爸，他也很感动。他只有六百块钱一个月，就很满足了。我和丁子霖说，北京的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确实很低，但是他们的觉悟很高，送给他们钱，好说歹说才收下。
在寻访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通过接触他们，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真是太好对付了，有几百块钱就满足了，就不再要求了。当然，陈建军不算是在最低生活线以下，政府不会给他任何救济，特别是“六四”的难属，政府更不会给予任何帮助。我在被他们抓去的二十四小时中，受到审讯，他们就对我说：“外援是不可以的。不能够接受境外的援助。”我说：“不能接受境外援助？那你们能不能通过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募捐一笔钱给我，我可以负责转交，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你们没有这个本事，别人援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但他们就是不允许。
问：您说您曾被关押过二十四小时，您可以谈谈事情的经过吗？
答：那是在今年四月一日，好多海外媒体都报道了已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斯诺夫人上午十一点要来看望丁子霖，还要去北京大学为斯诺扫墓。我因为听了外电的广播，也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四月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就到了丁子霖家，我在那里看到安全部的汽车和人都已经守在丁子霖家门口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图：是让她们见面呢？还是不让她们见面？我进了丁子霖家以后就催她到门口去等候斯诺夫人。当丁子霖要出门的时候，安全部的一个处长迎面进来，说：“你不要走。我们谈一谈。斯诺夫人已经安排有人接待她了。”丁子霖就被堵回来了。
我看了就对丁子霖说：“你有客人，我就走了。”说着我就出来了。
这位处长也跟出来，对我说：“徐老师，你要走啊？”我就说：“我不姓徐。”说着我就离开了。这时，丁子霖家外面已经有外国记者架着摄像机等着，安全部门的人也在另一边，所以他们对我还比较客气。这时候，在人民大学的小广场已经聚集了一些人，多数是安全部的人，也有二十多位外国记者。我就乘势走近外国记者中间，见到了斯诺夫人。
斯诺夫人问我：“你是丁子霖吗？”
我说：“不是。我是丁子霖的朋友。”
她接着问：“你能从她家里出来，为什么丁子霖不能出来？”
这个问题我真是不能一下子跟她讲清楚，我就说：“丁子霖现在必须呆在家里。因为有警察在她家里，不让她出门。我可以陪你进去。”
我当时没想到他们会真的不让斯诺夫人进去，另外，我也想即使他们不许，我也要带斯诺夫人到丁子霖家去。我就拉着斯诺夫人的手说：“走吧，我们进去。”我们就向人民大学里面走去。到门口时，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跟前。
他说：“你是谁？出示你的身份证！”我说：“你是谁？”
他拿着证件说：“我是人大保卫处处长。”
我说：“现在斯诺夫人来看望丁子霖。你让她进去吧。你们都知道，斯诺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夫人也是。你就让她进去吧。”
他说：“那不行。因为上级部门没有通知，她不能进去。”
我就说：“那你打个电话让丁子霖出来与斯诺夫人见面，丁子霖是公民，出门应该没有问题，这你应该能办到吧？”
他小声说：“这我也办不到。”他当时说这话是很诚恳的，而且态度也很好。因为周围都是北京市安全局的人。
我们在那里就又跟那些安全局的人交涉，好说歹说，纠缠了近一个小时，还是不让我们进去。斯诺夫人看不能进去，就拿出一本书对我说：“我有一本书要送给丁子霖，你能不能替我转交给丁子霖？”
我说：“我肯定能转交。”斯诺夫人就拿出她编写的书《斯诺眼里的中国》，其中有很多四十年代斯诺在解放区拍的珍贵照片。她在书上签了名，交给了我。斯诺夫人的儿子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多亏有这张字条，丁子霖后来才和他们通了话。斯诺夫人还在现场向记者发表了演讲。记者们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就大概讲了赵龙遇害的情况。记者们很关心我，劝我跟斯诺夫人一起走，因为周围都是安全部门的车辆，他们担心我的安全。我就坐斯诺夫人的车离开了。
回到西单的家里，我给丁子霖打了电话，把斯诺夫人的电话号码告诉她。第二天我一天没有出门，我有一点预感，觉得我出门可能会有问题。但是，第三天我不得不出去了，因为丁子霖四日要回无锡去，我必须在她走以前把斯诺夫人的书和她的一封公开信交给丁子霖。当我中午到了丁子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有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我以为是监视丁子霖的，没想到他们是为对付我的。一个人过来拉住我的胳膊说：“你是苏冰娴吗？”
我说：“是啊。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跟我们到人大保卫处去，咱们谈几个问题。”
我说：“我不是人大的，我不会去人大的保卫处。你们如果有问题就到中央编译局保卫处谈。”
这时候，人大的那位保卫处长来了，他喊了一声：“带走！”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把我架到警车上。这时，丁子霖夫妇冲了出来，说：“你们放了她，她是我的朋友。”他们根本不听，把我推到车里拉走，拘留了我二十四个小时。
问：能不能详细谈谈您被拘押的情况？
答：其实，他们并没有把我带到人大保卫处，而是去了安全局在海淀区的一个分部。我被搜身并受到审讯。他们连续地审问我，要我交代那天跟斯诺夫人他们密谈了什么？她给了我什么文件？给了我多少钱？我说，她没有给我钱。斯诺夫人说她还要向外交部交涉，还要争取见丁子霖，她会当面把钱交给丁子霖的。他们在整个晚上对我进行攻心教育，他们说：“如果没有‘六四’的平暴，中国现在会多么悲惨。”
我说：“这是你们的想法，我认为如果那次能够正确处理，今天国家的贪污腐化不会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你们屠杀了群众，屠杀了学生，给这些贪官污吏铺平了道路。”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我家里有多少外币。他们要我交代清楚，否则就不放我走，他们还说要到我家去抄家。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去抄家。
我作好了思想准备，他们可能会至少关我十天，我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放了。这可能是因为丁子霖她们做了很多努力，斯诺夫人也很关心这件事情，我是因为和她见面而被抓的。
问：他们除了关心境外的捐款以外，是否还审问您别的事情？
答：那天他们从下午一点钟一直审讯我到第二天夜里三点钟。他们还让我交代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都说了什么。他们说：“‘六四’难属这个群体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想利用。这个群体就是不稳定的因素。”我说：“你们不能这样说。你们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为什不化解它呢？我们已经成立了‘六四’难属对话团，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谈呢？”
他们还说：“你们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说了很多话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是危害国家稳定的。”我说：“我们是万般无奈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你如果现在能把新华社的社长、记者请来，我们当面谈，他们敢不敢来？没有人关心我们，任何媒体都对我们进行封锁，有谁听我们‘六四’难属的十一年受压抑的呼声呢？有国外的朋友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为什么不抓住？我们当然要接受他们的帮助！中国的媒体不可能给我们开辟哪怕是一个角落的地方让我们说话。”
他们说，我们的行为动摇社会的稳定。我对他们说：“不能这么说。如果‘六四’那天你被屠杀了，你死了，我保证你妈妈会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信回去问你妈妈去！我们只有遭受了那场大屠杀清醒过来以后，才会有共同的感觉。”
我还说：“‘六四’那天我没有看到一个暴徒，满街的人喊的是：法西斯滚出去！我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手中有一支枪，有一根棍子。没有！
我那时要到天安门去找我儿子赵龙，但是，戒严部队根本不让我们接近。
我感到那时的北京比巴黎公社起义更为悲惨，更为壮丽，参加的人更为众多。就在被安全局关押的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我的儿子赵龙，他一脸血迹地回来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就伸手去拉他，…… 这时候我就醒了。
问：后来您有没有把斯诺夫人托您转交的书送给丁子霖呢？
答：他们一页一页地查看那本书，想要发现什么东西，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那本书中有很多当年的珍贵照片，我就问他们：“这本书好不好？”他们说：“好，我们只是执行命令，不得不这样做。”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把我放了，我才把书转交给丁子霖。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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