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的高秦荣已身陷囹圄。
而迫害他的不是个别的人，也不是某个基层组织。
是山西省纪委！
是山西省公检法！
单就这个事件而言，毫无疑问，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公检法，实际上已经与黑手党相去不远了。
凭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对世道的混沌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混沌到如此地步，以至堂堂省级政府用如此卑劣下流的手法，如此公开地迫害一个仅仅是讲了几句真话的记者。丧心病狂，一点脸面都不要，如此之混沌仍然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以往总是说，要防范基层政府的流氓化。但就高勤荣事件来看，仅仅是基层政府在流氓化吗？
如此严重的流氓化，只会使政府的信用、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丧失殆尽！等于是自杀！
为了维护政府的信用，为了维护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强烈建议中央政府介入此案——山西地方当局炮制的冤案，不可能在山西地方当局的权限范围内解决。外部强力介入因此是必要的和紧急的。
希望大家不至坐视此案。山西地方当局敢拿高勤荣开刀，主要原因，无非是高勤荣太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高勤荣，他们敢？
所以，不要以为都是山西地方当局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竟然发生了高勤荣案，可见现实是多么残酷，也可见我们的清谈于现实是多么的无益！
如果我们的精神还没有被阉割，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血气，我们就不应该再耽于清谈！
是的，我们只有言论——书生手无缚鸡力，唯有一管杂毛笔。但言论也分两种，不务实的言论和务实的言论。不务实的言论不过显示言论者的清高而已。务实的言论则是投枪，是匕首，是手榴弹。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报国有道——唯在言论，唯在务实的言论！
高勤荣需要务实的言论，中国需要务实的言论。如果身为书生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却一味清谈，我们算什么？我们还有资格在网上激扬文字？！我们就不仅懦弱，而且虚伪！世道的混沌，我们就更多了一份罪责！
如果真如此，中国将无药可救，就象滔滔黄河之水，每一滴都是浑的，决无河清之日了！！！
但，我不以为现状已然如此。至少，我不相信大家愿意如此。大家来网上激扬文字，我相信，决不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而是多少带着热血，抱着希望。既然还有热血，还有希望，那么多少还有一点纯洁的人性。
那么，为了真正洁身自好，为了我们自己良心的安静，就让我们不再耽于清谈吧，让我们尽可能多一点务实的言论吧，让我们为高勤荣呼吁吧，在网上，在报纸上，在杂志上，在生活中，为高勤荣，为我们知道的每一个高勤荣呼吁。
舆论是影响我们生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实际的舆论不是某些个别的势力所能把持的，实际的舆论端赖吾辈之口、吾辈之笔。千千万万吾辈之口、吾辈之笔一旦发动起来，就如无数涓滴细流，即便不能汇成浩荡江河，起码也可以“润物细无声”，滋养一方方水土。
总之，互联网不能继续做清谈馆了，互联网应该是务实言论的集散地。“让强者有所忌惮，让弱者不再无告。”我的一位朋友的这句格言，应该成为网上言论的指南。
就从高勤荣做起吧，让以后所有的高勤荣都知道，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有千千万万个网友做后盾！让以后所有流氓“公仆”都知道，他们不可以一手遮天，千万千万个网友的眼睛在注视他们！
从高勤荣开始，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我们自己的历史！！！
附录：反腐记者讲了真话以后:
１９９８年５月至１０月，《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画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山西省运城地区耗费两亿多元搞假工程欺上瞒下的真相，“运城假渗灌
”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反腐败和打假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焦点，而当年率先揭露“运城假渗灌”的记者命运如何呢？《民主与法制》２０００年第１９期以《披露〈运城假渗灌〉的记者在哪里》为题，揭示了造假工程的严重后果未予查处，而反腐记者高勤荣却因证据不足的罪名被判入狱的反常现象。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坚决保护检举揭发人。高勤荣身陷囹圄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到打击报复？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初，本报记者以及一些中央新闻单位的同行赶赴山西对此案进行调查。
“皇帝什么也没穿”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对山西省运城的一些官员来讲是一个胆战心惊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搞假渗灌、制造“大跃进”式的“政治工程”内幕。
这篇文章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跟进报道终于让运城有关领导的“一片苦心”曝于天下———
１９９５年夏天，由于山西运城地区万荣县的部分农民们发明了土法渗灌技术，山西省有关领导决定当年全省农业节水现场会就在运城开，并安排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的代表到运城实地参观节水渗灌工程。
这对于运城的一些领导来说，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政治利好”消息。
运城地委、行署当即做出《关于大力发展农业节水渗灌工程建设的决定》，提出“当年完成１００万亩节水渗灌田任务”，并且“在本世纪末发展渗灌面积６００万亩”。
但是在接到通知时，运城的节水渗灌工程八字还没有一撇。于是运城地区行署专员黄有泉亲任节水渗灌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各级领导亲临一线督战。
对运城的节水渗灌工程“全党全民总动员”、“超常规、大干快上”这种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字眼出现在领导的讲话中，并被当地的媒体反复宣扬。
１９９５年８月４日、９月１６日，山西省和运城地区党政领导陪同“两会
”代表参观运城“节水渗灌工程”的照片终于如期登报。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黄有泉在向省里递交的《运城地区经济工作汇报提纲》中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区累计投资２·８５亿元（其中干部职工借资１５００万元），完成渗灌控制面积１０３万亩，配套７６·７万亩。”
而群众证实，除了供“两会”代表参观的少数几个示范点是真的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突击抢建的假渗灌池，纯粹是为了应付参观。
不少群众对此非常愤怒，砸了一些渗灌池，警方派出大批人员，才确保参观活动没有出事。
高勤荣的报道刊发后，本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于９月份连续推出揭露运城地区假渗灌的报道，轰动一时。
面对这个实在遮不住的丑，运城地区有关领导终于承认自身的错误。
“调查”陡然升温
高勤荣的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山西省纪检委的有关人员找到山西青年报社跟高“谈话”，主要让其回答３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二、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三、谁提供的线索？
山西省纪委有关领导事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省纪委１９９８年年初就接到高的报告，调查后发现高反映的情况有很多不实之处；这样，他们决定对高进行调查，记者也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胡乱反映情况。
记者了解到当时纪委对高的调查已经形成了初步结论，一位“办案人员”材料说当时准备给高勤荣一个纪律处分，但高拒绝在谈话材料上签字。
不过，这时候对高的调查“温度”还不算高，只涉及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由于高的态度很强硬，纪律处分也就暂时僵在那里。
直到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６日，本报和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揭露运城假渗灌的深度报道，这个给当地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工程
”再也无法掩盖后，高勤荣的处境才急转直下。
对高勤荣已经不是纪律处分的问题了，由山西省纪委牵头的一个专案组住进运城建北宾馆，开始了对高勤荣长达６个月的专案调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纪检、公安人员随即搜查了高勤荣在太原的家，被扣物品名单上第一项是与后来被控案件毫无关联的１０份《南方周末》（这一期报纸的头条是揭露假渗灌的报道）。
在拘捕之前，公安机关并没有查到对高收监的可靠材料，所有的“证据”都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以后调查取得的。对于发表批评报道的记者，采取“先抓起来”的办案方式，值得人们玩味。
高勤荣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运城地区公安处和运城市检察院均称，本案是由山西省纪委移交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高勤荣提起公诉。
关于３个罪名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运城市法院以此案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高勤荣一案。
让我们看看高勤荣到底是怎样“犯了罪”———
“介绍卖淫罪”： 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凌晨１时左右，来自深圳某公司的张某、肖某在运城嫖娼时被抓，当时他们携带的一部录像带落入警方手里，在里面有高勤荣的影像。
原来张肖二人１９９６年６月份曾在太原嫖娼，为了“自娱自乐”，用摄像机自拍了全过程。此时，与他们认识的高勤荣恰好在客房外敲门，带着自己９岁的女儿看望他们来了。结果高进门后被放在桌上未及关闭的摄像机拍了进去。
这盘“自娱自乐”的录像带几年后成了高勤荣“介绍卖淫罪”的证据之一。
另外的证据是，事隔两年多以后，张、肖及卖淫女王某（本地人）突然向专案组出具了“证言”，都声称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那次嫖宿是“高勤荣介绍的
”。
这一点与当地两名巡警在事发当天（７月３０日）上午对卖淫女王某和杨某的笔录相悖：
警方问（王）：“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怎样认识张某的？”
王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０日左右，我在运城大酒店从事关公基金会的筹备工作，张去大酒店要账，在运城大酒店经理办公室，通过经理介绍认识的。”
警方问（杨）：“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怎样认识肖某的？”
杨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晚上１１时许，肖某和两个男人（一个姓张，一个叫阿英）来到鑫源娱乐城唱歌时我们认识的。”
从两名卖淫女的原始笔录中看出，从他们认识到交易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