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沒有通讀全書，在沒有徹底了解事情的來籠去脈之前，如此輕率、如此迫不及待地辯白，只能說明他們的懼怕和虛弱！
第二，那番評論是言不由衷抑或故意撒謊？「六四」事件烙印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心裏，朱先生這一毫無任何證據的言辭已經表明江澤民李鵬們處於一種極其被動、理屈詞窮的境地。
第三，「六四」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是李鵬等當事者製造的，我們期待著李鵬站出來說話，也期待著江澤民出來表態。此時，朱先生的最好策略應該是保持沉默。如果稍有良知，朱先生實在不該在這個時刻，這麼不負責任地強詞奪理，這麼不負責任地草率表白，這麼不負責任地面對全世界媒介再彈老調，這麼不負責任地無端指責！這麼無奈地將「中國六四真相」刻意貶爲「惡意的商業操作」！什麼「編造材料，歪曲事實」！請拿出你的證據來！難道你真的相信「這一正確結論不會改變」？難道你真的想掩飾良知逃避歷史的檢驗？難道你真的不怕你的無理之辯記入歷史的檔案？難道你真的沒有想到你如此蒼白的反應恰恰給了我一個最好的反擊機會嗎？因爲，真理從來就不在你那一邊！
新華門，這座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全部民主與屈辱歷史的宮門，十二年來，每當我從這裏經過，每當看到鐫刻在這座宮門內「爲人民服務」五個金字，我的心就哭泣。我曾經期待著「有勇氣有能力克服自身缺點與錯誤」的中國共產黨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期待著人民的政府能夠面對犯下的罪行向人民作真誠的懺悔！期待著外表開放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能夠扛起平反六四的大旗！更期待著委員長李鵬以當事者的身份良心發現！可是今天，等了十二年的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在江澤民李鵬的心目中人民的份量有多重？六四以來他們的作爲表明，人民只是他們爭權奪利的擋箭牌、遮羞布，他們以人民的名義統治人民，他們以人民的名義壓制人民！整個九十年代，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幌子下，中國人的精神信仰被摧毀，中國社會的基本道德被踐踏，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成爲溫順的山羊。這樣的山羊，「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爲知識階級的徽章。---能夠領了羣衆穩妥地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這就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魯迅：《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而這，正是現存體制所需要的。
放眼今日之中國，每天被揭露的貪污分子哪一個不是「體面的」共產黨員和政府官員？哪一個貪官污吏攫取的財富不與擁有的權力成正比？官位越高，侵吞越巨。而未被揭露、仍在臺上耀武揚威地向人民發號施令的貪官們又比那些已入監獄的好得了多少？在這一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空前席捲國家財富的浩劫面前，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除了任人宰割外，又得到了多少利益？事實上，中國社會機制性、整體性、象癌徵一樣的體制腐敗已經導致整個社會陷入道德淪喪、貪官遍地、全民燥動、理想缺失的境地，「代表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病入膏肓，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境地。
放眼今日之中國，到處都在走形式，上面一套、下面一套，前面一套、背後一套，嘴上一套、手裏一套，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幹著最見不得人的勾當，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幌子下爲自己攫取著最大的私利，獨裁的專制政體勉強維持著貌視鐵板一塊的國家機器的運轉，然而，事實上誰都難以保證這「鐵板一塊」的機體不會在一夜之間龜裂？今日中國，已經無法靠一個包拯、百個包拯、千個包拯甚至萬個包拯的清廉本色來根除體制腐敗，拯救共產黨每況愈下的威望。我深信，我的朋友們深信，中國人民深信：中國總有一天會拋棄目前的制度，中國人民總有一天能夠真正擁有民主、自由的權利。
「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六四」事件，的確是中國的內政，是以青年學生爲代表的廣大愛國者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開啓民主、崇尚自由、加強法制、嚴懲腐敗、建立民主政治的一場示威運動。這是一場自發的、在民主國家非常普遍的請願示威運動。但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一樣，中國社會的任何一種動向都被提升到中共黨內、提升到中共最高層，「問題就出在黨內」。「六四」事件的發展最終演變成中國共產黨高層的權力鬥爭，演變成「退居二線」的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共元老與越來越有羣衆威望並越來越掌握實權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爲代表的政治開明派的尖銳衝突。宣佈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並最終決定對天安門進行清場，與其說是衝著學生來的，不如說是衝著中共黨內開明派、衝著越來越不聽話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來的，是中共元老預感到面臨退出權力舞臺、即將徹底失去權力時的恐慌後近乎歇斯底里的一種集體發作！趙紫陽在學生運動中的溫和態度，給本來就不甘心退出權力舞臺的中共元老一次期盼已久的機會，使他們找到了重新返回權力舞臺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最好藉口。決定對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真正的用意就是警告趙紫陽，中國的權力並不掌握在你手裏，而是仍然掌握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手裏（李鵬語）」；對天安門進行清場，是因爲戒嚴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從而讓中共元老和李鵬們看到了學生運動的空前強大、北京市民乃至全國人民的空前強大、更讓他們意識到了這種強大背後以趙紫陽爲代表的政治開明派的巨大影響力，有讓中共元老一種再不清場「我們就要全部被管制了（李先念語）」的恐懼；整個「六四」過程，以北京學生爲代表的波及全國的民主愛國運動自始至終以理性、平和、非暴力的方式進行著，絲毫不能讓人感到有所謂的足以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強大的「幕後黑手」，更沒有讓人感覺到北京的確發生了一場「反革命暴亂」。從根本上說，中共元老們在「六四」過程中的全部作爲，完全是出於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是他們不甘心退出權力舞臺的一次最猛烈的反撲，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爲終將記錄在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薄上。
十二年來，關於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或高或低或多或少，從來沒有間斷過。一些中共高級領導人，在私下場合也總在呼籲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但迄今爲止，以江澤民、李鵬爲代表的最高掌權者，一直漠視人民的呼聲。他們千方百計採取各種手段壓制它、淡化他、迴避它。然而，血寫的歷史無法用墨寫的謊言來掩蓋，「六四」悲劇的導演者最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們再等下去，中國不能因此再停滯不前了，我們也徹底失去了對江澤民、李鵬們的信心:他們在「六四」中的行爲及其既得利益，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去主動平反「六四」。人民必須自己肩起這一歷史重任！
只要剖析現行中共最高當局中掌權者的心態，這一結論毋庸置疑。
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參與「六四」決策全過程的是李鵬。李鵬，參與「六四」決策全過程，認定學生運動是動亂、宣佈戒嚴令，親自參與制定「六四」清場決策。在「六四」事件中，最死心塌地聽命於鄧陳李等元老，最固執強硬。「六四」事件後，李意識到自己將留下一個遺臭萬年的罵名，但他決不悔悟，渴望成爲第二個康生寧願接受歷史的審判，也決不甘心讓「六四」在他有生之年翻案。他當然地將平反「六四」與中國的「和平演變」掛起鉤來，並不時呼籲隨時警惕「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顛覆」。
江澤民，「六四」事件的最大獲利者，作爲鄧陳李等中共元老親自選定的第三代領導核心，不可能以平反「六四」來報答他的恩人。平反「六四」，就危及他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因此，江不可能做這一雙重賠本的買賣:對栽培他的恩人，落個「恩將仇報」的名聲；對自己，等於公開承認自身執政的違法。江的執政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朱鎔基，一位飽經風霜的共產黨人，當過右派，深諳共產黨制度的本質。「六四」時，他堅決擋住了部隊的進入，決不讓上海成爲第二個北京。這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但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韜光養晦」，只抓經濟，不聞政治，他的位置以及他對江李的了解決定了他不可能在「六四」問題上出頭。他的總理的權力遠不及前任李鵬大。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總理??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卻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
李瑞環，一位深孚民心的改革家，有極佳的口才，思維嚴謹，精通哲學，思想解放。在「六四」中，他以理性和平和的手段冷靜面對勢態，是京津滬三個直轄市中處理危機最有成效者。他在政協主席的位子上更多地感受到人民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他深深理解人民的感情，併爲之努力過。然而，他無可奈何。
胡錦濤，當時的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因爲高山反應，因爲有職無權，還因爲任書記以來每年（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1989年3月5日）發生「拉薩騷亂」，他經常在北京休養。他沒有參與「六四」的任何決策，也根本不了解「六四」真相，按常理，他是最有可能去平反「六四
」的。但，胡以其「舉輕若重」的性格，以其被確定的「第四代核心」身份，他斷不可能主動去捏「六四」這個燙山芋。
尉健行，一位素有「現代包公」稱號的領導人，當時的監察部部長，十幾年來一直從事著中共黨內的紀律檢查和反腐敗工作。他部分參與了「六四」決策，積極與社會各界對話，多次強烈地表達共產黨不自律，「黨將不黨」的呼聲。這是一個「訥於言而敏於行」的人，對「六四」肯定有他獨特的想法，但我們至今沒有聽到他有關這方面的任何實質性表態。
李嵐清，這位被稱爲風度儒雅的政治局常委，當初的經貿部副部長，既是江澤民的摯友，又是李鵬的愛將。他之所以升爲經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