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1999年夏,河南上蔡縣的一位醫生在當地發現了一個令他坐臥不安的大問題: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況通報了他的老師──湖北某大學桂教授。桂教授在該縣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11個人的血樣,有10例檢疫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80多例呈陽性──這樣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驚……記者知道這一消息後,於去年12月12日趕到當地去採訪……

◇村裏十多個青年相繼死去

河南上蔡縣共有130多萬農業人口,雖然土地不算貧瘠,但卻戴着一頂「國家級貧困縣」的沉重帽子。記者到該縣文樓村採訪,這個行政村裏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種恐懼籠罩着,因爲,繼該村的一箇中年婦女何玲因艾滋病於1999年6月死去後,村裏又陸續有十多個青年人相繼死去……

何玲丈夫對記者說:「何玲於1997年就開始犯病,當時,我不在家,她打電話對我說,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鍋在家吃,剛吃完就覺得胸口疼得厲害,於是就到對門的診所打了一次點滴,這樣陸陸續續地維持了幾個月。」

1998年,劉新帶着何玲看遍了縣裏大大小小的醫院,但不管是當成啥病治,都好不過三天。隨後,他們又跑到了鄭州、駐馬店、漯河等城市裏的大醫院求診,但沒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麼病。

1999年收罷麥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開始咳嗽,再到醫院檢查,又被診斷爲冠心病,但吃藥打針照樣只能好三天。捱到最後,何玲又開始拉肚子、發喘並伴有持續不退的低燒。縣醫院的大夫這一次給她做了血樣化驗,結果出來了,大夫對劉新說:「吃過藥,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過四天則肯定是艾滋病,這是最後的結論了!」

1999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醫院的大夫做出最後診斷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裏死去,丈夫劉新相信了最後一個結論──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留下禍根

何玲死後,文樓村又有十多個青壯年人像何玲那樣死去了。村支書說:「他們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後發燒。」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裏,一個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樓自然村就死去十多個人。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賣血留下來的禍根!」村支書向記者揭祕說,文樓村是遠近聞名的「賣血村」。

村裏的賣血風氣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個狂潮,文樓行政村三千來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這些人年齡大的六十來歲,年齡小的則只有十幾歲。爲了能把血賣出去,他們不惜給人送禮,甚至一天要重複賣好幾次。有一次,村裏七個人到駐馬店賣血,一連抽了七天,七個人把錢湊到一塊兒合夥買了一輛7000多元的農用四輪拖拉機。拖拉機買了後,但七個人把拖拉機擺弄了一個多小時,誰也沒有力氣開動拖拉機,因爲他們都腳軟手軟。

當時,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這時候出去賣血的,他們的本意是換錢維持生活,他們沒有想到依靠賣血貧窮揮之不去,瘟疫卻跟腳而來!

◇村支書說:咱們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記者的手上有這樣幾份從報紙上得來的資料:

1996年,河南省新野縣一個六歲兒童在玩耍中從五樓落下,摔成重傷,經過輸血搶救撿回一條生命。然而,時間過去一年,這個孩子在一次體檢中卻被發現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禍首就是輸進了帶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兒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將提供血漿的新野縣血站及新野縣衛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1997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剛考上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新生報到體檢時被發現體內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經查證,該學生的病源也是因爲輸血!

文樓村支書憂慮地說:「現在沒有外村大人來我們村提親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這不是把我們村給封閉了嗎?」現在外村人都猜測文樓村個個都有病,但村裏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卻沒有人能夠給他們一個準確的答案。在記者來之前十多天,河南省衛生廳來了三個人,抽取了160個人的血樣,拿去鄭州化驗,村裏人還不知道化驗結果,但村民們對化驗的態度卻普遍很消極。

「我不想化驗,有那病也沒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劉新就代表着這種消極的心態。何玲死後,他要帶着三個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磚瓦房裏過下去──這是何玲賣血蓋起來的。劉新說:「我做夢經常夢到一片片血!」他說到這裏已經淚流滿面了,「我不想思過去,也不敢想今後,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壓抑的文樓村人不願提起「艾滋病」三個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們原本以爲那是有錢人得的病,怎麼就和他們這些老實巴交的莊稼人聯繫上了呢?和劉新一樣,文樓村許多人拒絕面對這個殘酷無情的現實。在他們看來,他們寧願坐等死亡的到來,也不願知道自己已經染上了艾滋病。他們雖然拒絕了過去,卻不敢面對將來。

◇有關部門拒不承認

採訪文樓村,記者的心裏始終是沉甸甸的。記者在回鄭州的路上,文樓村村支書的話一直在耳邊響個不停:「外邊的人只知道了文樓村,其實,周圍的幾個村莊賣血比我們這裏更厲害!」爲了證實他的說法,記者又來到了縣衛生防疫站和縣衛生局,但兩位負責人卻否定地對記者說:「誰說我們這兒有艾滋病?」「其他村,沒調查,不清楚。」衛生局一局長還以「無法解釋」的回答,拒絕了記者的提問。

1999年12月13日,記者電話採訪了剛從北京回到武漢的桂教授。他在電話中說:「上蔡縣就我去過的地方來講,患這種病的人很多……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診斷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500元錢才能做確診試驗。很遺憾,我沒有這個經濟能力,這需要政府和社會能提供一些幫助。」

「現在無法估計出上蔡縣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數量肯定是驚人的!」桂教授還說,艾滋病毒絕非一個縣的力量所能解決了的,需要外界從技術、經濟上給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願意爲當地老百姓出力。(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