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泽民这句话，在今年的新春前夕，新闻出版署立马把新闻出版界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举行会议，除了传达江泽民的讲话精神，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和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到会讲话，会议指出大陆出版界在党史、军史、国史方面经常出问题，并屡屡在外交和敏感的政治话题方面发生犯规现象。并提到，现在不少出版社手上有一批涉及百年历史回顾的题材，重申必须遵照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允许自由发挥。到会的领导人再三强调，绝对不容许鼓吹多元化、私有化，因为江泽民把鼓吹多元化视为危及党和国家前途的大逆不道；同时还提出要“强化阵地意识”，要求出版业的各级领导人“守土有责”，把能否落实上级的要求与自身的生存联系起来。此后一系列的整肃新闻出版界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动作，即由此而来。
“思想有自由，写作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党要讲政治”，这是中共控制出版业的新戒条。据业内人士介绍，与过去不同，如今撰写犯忌作品的作者个人一般不大受到追究，因为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实在已经无法控制，当局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出版者的控制上面，而对出版社的控制如今也已经退到最后一条防线，即控制组织人事大权。目前，对违规出版社的惩处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黄牌警告－－实行停业整顿，第三次是从社长、总编到普通员工全体解职，连出版机构本身也全部解散。
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对旗下的各出版社负责人打招呼说，过去在处理买卖书号问题时，还是比较着重体恤大家的实际困难，现在江泽民发话了，我们自己的饭碗都将不保，顾不过来你们那么多了，“原来是杀鸡敬猴，现在是有鸡杀鸡，有猴杀猴”。改革出版社和炎黄春秋出版社等十五家出版机构，就是在江泽民的指示下、按照上述新戒条遭到解散和停业整顿惩处的，出版《官场秘藉》的书商还被逮捕入狱，正面临着“煽动罪”的起诉和判刑。业内人士担忧，象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草原部落”等出版商的命运，也将是凶多吉少。
行家们认为，过去还在处理一个出版社或一个具体的案例时，通常还要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则是赤裸裸的把体现最高领导人好恶的片言只语作为处罚的依据，新闻总署在处罚那些“违规”出版社的时候往往说，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解释的，你也用不着申辩，反正是老板不喜欢你们出的东西。这里的老板即指江泽民也。龚心瀚向出版界的负责人交代，要向（江泽民）老板负责！（上海当局更是肉麻的宣称“我们上海要为泽民同志分忧”）不能辜负江泽民的“重托”。这是丁关根“专业”技巧的又一次体现。
早些时候，中共为了加入WTO曾拟定了一个所谓“三五八方案”，准备三年内向民间资本开放出版市场，但是从时下以传统方式整肃出版界的力度加大的趋势看，这个方案已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中共最近提出的所谓“两个市场论”，即在扩大经济和物质商品市场开放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强对精神产品市场的管理，严禁民间资本涉足新闻出版业，并作出规定凡因逐出已有民间资本造成的空缺和亏损，将有国营资产来替补。新闻出版署春节前夕的那次会议还强调，在因应加入WTO的对策方面，除了发展报业集团和在一些要扶持的媒体进行政策试点，还要加强和健全出版业管理方面的法制，对涉及重大题材和敏感政治问题都必须事先报审，同时还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建立审读机制和审读队伍，加强对印刷企业实行“印书（许可）证”制度，加强对违规者惩处的力度。
纵观中国大陆在新闻出版业上出现的反复，一方面体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它不得不采用近似黑社会的手法来进行管理，不问是非理由，唯权力是从，象“有鸡杀鸡，有猴杀猴”这样赶尽杀绝的做法，甚至连黑社会都不如了，可见今日中共已堕落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明显得比前十年要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新闻出版从业人员下海的下海、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一片凋零，然而在中共“主旋律”的高压之下，民间文化出版界仍然找到夹缝，拱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出现了江泽民所抱怨的：这么多年连一个买卖书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奇观。即便目前大陆的出版业的确存在着低俗商业文化泛滥等种种弊端，中共继续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传统控制，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目前对新闻出版业的整肃，有什么关闭出版社、逮捕出版商等具体成效的话，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回光返照。
再现文革后期的奇特景象 日前，丁关根要求关闭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以外所有的大陆网站中文论坛。他在七月十六日参观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网时强调，要运用网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中宣部日前向各级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开展清查“政治性谣言”的行动。毫无疑问，北京的这一举措旨在增加对社会思想舆论控制的力度。
分析丁氏此举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政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分敏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成克杰贪污被判死刑，既反映出中共反腐败口号的破产，江泽民当政的这些年不但腐败没有得到遏止，相反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严重，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但是中共的处理却还是政治权力斗争重于制度改革建设的漩涡里无法自拔，陈希同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成克杰却只判十六年徒刑，反映出中共维护既得利益超过了反腐败的决心和毅力。
另一方面，在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江泽民在对内事务上因为镇压法轮功，导致中国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引起海内外的一片抗议声浪，而法轮功不屈不饶的抗争，使的它与中共正在进行的这嘲圣战”中积聚了更多的资源。在对外事务上，因为密使案件的曝光，令江泽民在统一问题上腹背受压，一方面因为要对这些年来的对台政策失败负责，他的核心决策地位受到了挑战，社会舆论已经把他视为李登辉的“同路人”，另一方面，台湾新政府表现了比李登辉更多的善意，北京却迟迟无法给予正面的回应，这使人感到，江泽民该坚持的时候“出卖”了民族利益，而在该妥协的时候，却总是演“过头戏”，凸现出他政治上的摇摆和幼稚。
其次，这也是中共专制权力的本质使然，中共手里捏了一把制造“思想太监”的刀。据中南海向来所有的癖好，就是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江泽民为首的“三个代表”保持高度的一致，也叫一元化。大陆著名青年思想理论家吴稼祥最近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十二亿人口各有各的需要，最简单的管理是把大家所有别的需要都砍掉，让大家只有一个需要。所以要把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统统阉割掉，这就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割韭菜倾向，你刘军宁、何清涟想自由思想，老子就把你割了，就象把一届一届的思想家变成没有生殖能力的思想的太监。就象每一代青年人总是要独立思想一样，江泽民、丁关根之流总是要想方设法把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阉割了，钳制人民的言论。
中南海试图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先行封杀各种社会舆论监督，就象小偷行窃的时候，先把灯关上一样。然而，封杀充满活力的国际互联网，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让人民感到与文革后期四人帮垂死挣扎的种种举措，何其相似也！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无法摆脱这种恶性的循环，果真如此，中国虽曾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可能将成为亚洲最后一个民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