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莱特的大问题，是某些人的小问题。
哈姆莱特思考的是自己的生死问题，故而问题多多。某些人处置的是别人的生死，所以只是小意思，假如要处置的是他自己，当然也不至于慷慨高歌“碗大的疤”。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正气”盎然地处死一位男婴，其勿庸置疑状，大义凛然状，“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状，无以复加矣。
他们对一个初生的生命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就在于这生命的降世，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所以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就不能不是掷之粪坑、掼之于地、踢之以脚，溺之以水。生命虽然顽强，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男婴终于如其所愿地离开了世界。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国策，这是出发于国情的一种权宜之计。国情是中国人口多，人们的生育意愿又十分旺盛，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不能提高生育质量，也无力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素质。说这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些国家说计划生育违反人权，我们放几亿人到他们那里，看他们受不受得了”，虽然这话听起来很有些无赖气，但也好歹说明生育要进行强制性的国家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生育有计划，针对的只能是生育之前，而不能是生育之后。婴儿已经生下来了，再去搞“计划生育”，对没有获得“生育指标”的婴儿进行采取措施，直至非取其性命而不甘心，那到底是“计划生育”，还是“计划杀人”呢？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养儿养女的人，也都是父母所生养的人，却对一个婴儿激发出滔天大恨，想尽多种办法进行杀戮，难道不应该追究“故意杀人罪”吗？
我知道，他们有此深仇，也并非无缘无故的。他们对那怀孕已九个月的妇女进行了人工流产，婴儿还是活着生下来了，本来他们已将婴儿丢进了粪坑，却又被人拣起来。工作做得太不顺了，难道一个“计划外婴儿”，他们还“拿不下来”吗，所以他们是绝不能听之任之的，是绝不能给其活命的。他们的工作是防止计划外生育，却把工作搞成了“防止计划外人口”，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计划”之外，哪怕生育已经出现，生下来者的人也不能得到承认，如今各地都有的“黑孩”现象，就是如此。不承认“计划外生育”的极端，就是像蔡店乡计划生育人员那样，把新生的婴儿杀死。
不能不考虑到，杀婴事件的深层，有“工作压力”的因素。比如，如果出现了计划外生育（其实是计划外人口），他们的工作就会被“一票否决”。“一票否决”这种落实责任的制度，竟成了使被考核的人员无所不用其极地公开杀婴的驱动力，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能不控诉杀手的残忍。“工作需要”，就可以把一个赤条条刚刚来到世上的婴儿杀掉，这些握有权力的人人性何在，还有没有一丁点的生命情怀？就算计划外生育的人或许有错，但被计划外生育的婴儿又有何罪，竟落得不死不足以平其愤的下场！
“工作需要”就可以杀人，这确实是相当一些人的行动哲学。对张志新动刀子割喉管的人，肯定也是“工作需要”。根本不讲情由，因为“态度恶劣”就将剥夺了林昭的生命的人，肯定也是“工作需要”。明知上峰作了非法决定而甘于执行，接受“以权压法”的现实，将无辜者送进铁牢的人，哪一个不是“工作需要”？那些抓到嫌疑人犯就酷刑拷打、苦练成招的人，当然还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多么神圣的字眼，它甚至比人的生命权还要高贵，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不可抗拒的“工作需要”吗？它把人变成不尊重生命的畜牲，把许多生命送上祭坛，把非法杀人变成了一种公开张扬的公务，这是哪一家的“工作”，又是谁的“需要”？
一切非人的东西，无论是“工作需要”，还是别的什么威严的名目，都不能照单执行，作其帮凶。张扬人类的良心，就该把这些非人的东西推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