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献血是光荣而神圣的,也是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严格保护的。但记者连日来通过卧底暗访发现惊人黑幕:在广州,由于受到不科学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谈献血而色变,致使一些单位无法完成分配下来的无偿献血指标,这给“血头”留下可乘之机。各色“血头”操纵卖血者顶替无偿献血指标,大捞黑心钱。而且,在警方的严厉打击之下,“血头”的黑手大有向周边地区转移之势。由于卖血者以频繁卖血为生,致使其血液质量难以保证,更有甚者,“血头”瞒天过海,利用各种手段使一些严重传染病患者混迹其中,留下严重的隐患。

  权威部门向记者表示,广州医疗系统的血液经过了极其严格、科学的检测,市民大可放心使用,但是任由“血头”染指无偿献血的丑恶行径蔓延下去,必将给事关群众生命安危的无偿献血带来极大隐患。

  首次卧底暗访雨中突遭变卦

  7月26日晚10时,记者突然接到线人消息,27日“血头”在广州血液中心组织一次大型卖血活动,已帮记者弄了“指标”。

  翌日凌晨6时,记者乔装混入广州血液中心的卖血者行列。天色微明,但血液中心里里外外已一片沸腾,触目非血头即盲流、民工模样的人,大概有三四百人,在门口排起长龙。

  在血液中心对面的早餐店,有几个大佬模样的人在嘻嘻哈哈地边吃边聊。记者问旁边一卖血者他们是何许人,他不屑地看了记者一眼说:“他们都不认识,你怎么来这儿的?”另一卖血者在旁边插话:大血头,“地主”、“平头”、“老沈阳”、“方老大”。其中一个人30来岁、中等身材、虎背熊腰、稍有发福,有几个人正围着他转。卖血者指点记者,那是东北“方老大”,广州第二大“血头”,旁边是他手下的马仔和邪血头”。

  7时,一个小邪血头”领了一个衣衫褴褛、灰头灰脸,手上还提一个破背囊的青年来到“方老大”手下一个邪血头”面前,介绍说:“这是咱河南来的老乡,刚到广州,想在这做(卖血),能否关照一下。”一个穿条纹衬衫的男子走过来撸起来人的袖子,看过没有针孔,表示很满意。据知情人透露,这些盲流、民工都是大邪血头”从火车站等地物色来的,即使“老乡”,也是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能“做”就留下,不能做了就一个字:滚。

  8时左右,天下起雨来,人群挤成一堆一堆的,话也多起来。一位披长发的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向“傻乎乎”的记者“传授经验”:“这里多数人都是在‘血头’控制下以卖血为生的,只要你身体顶得住,一个月卖多少次都行,不过要弄几张假身份证换着用。”

  8时40分,血液中心二楼走下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一叠表开始点名验血。周围的卖血者马上涌了上来,人群中有人大声叫“开饭了1

  雨越下越大,记者得到通知:不搞了。后来才知道,让我们顶替献血的单位推迟了献血日期。

  火速赴三元里苦等再次扑空

  8月4日上午8时40分,记者忽然收到call机留言:三元里有一“潮。事不宜迟,记者火速出发。

  费了一番周折之后,在三元里村入口,记者见到了一个理着平头、30岁左右的男子。后来得知他只是一个邪血头”,叫“老黑”。“老黑”带着我们在村里东拐西转,边走边兴奋地说,6号或8号有大“潮,这个月生意挺好,至少能赶十“潮。走了七八分钟后,我们才来到这次赶“潮的目的地??三元里村文化站。在活动室门口,线人扯了扯记者的衣服:“坐在左边的那个就是‘杨子’,他在东莞做得挺大,后来出了事,就躲到广州来了。现在还是惊弓之鸟,不会轻易露面。”一直等到11点左右,记者被告知又是白来一趟。

  据“老黑”说,这次体检、验血挺严,“血头”“平头”没有打通关系,带了二十几个人来,却只做了两单,赚了600块钱。

  扮作传销头目打入血头内部

  8月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血头“方老大”翌日在白云区太和镇有个大单。设法打听到方控制的卖血者住所后,我们决定当晚就住进去,身份是搞传销的二头目,手下有下线五六十人。中午我们与“方老大”通了电话。听说记者佯称手下还有五六十个传销下线,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加盟,并约好晚上在白云区麦地村村口接我们。

  当晚9时45分,记者乔装后找到麦地村,在村口打电话给“方老大”,方派了个叫“小军”的马仔来接。

  出租屋位于一幢旧楼的四楼。一进屋就是一股刺鼻的臭味。地板上有一两张破烂、污秽不堪的席子。无床,无被子,既闷又热,二十几平方的地方挤了12个人。据一个卖血者说,这已经是几个租住点中条件最好的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年轻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室友”说,他叫“小张”,陕西人,是这个租住点的头儿,帮“方老大”看守屋里的人,身份比一般卖血人高一点,但也卖血。在里屋的破草席上,我们跟“头儿’小张聊起天来。小张说,这里每天晚上9点钟之后关门,一般不准外出,住一晚收15元。“方老大”在这附近有三个出租点,常住有四五十个人。今晚还没爆满,都是明天“拿货”的。聊了一会儿,带我们进来的小军走进里屋,将我们的身份证收上,说明天“拿货”用。

  冒名顶替赶场患病照卖不误

  在“交流”中,记者学会了卖血人中的一些行话。他们管卖血叫“拿货”,管针口叫“枪口”,管卖了血叫“做了”或“拿了”,去冒名顶替献血叫“赶潮。闲聊中,小张伸出手让我们看他肘窝采血留下的“枪口”,说是已“做了”半个月,上次是在竹料镇拿的“货”,明天准备再拿一次。小张与老刘还谈起原来的“结扎帮”和现在的“卖血帮”的几个大佬“四头”“老沈阳”、“地主”、“平头”、“老刁婆”、“冼老大”以及“方老大”的事,津津有味地说他们的“威水史”。老刘说,他在广东走的地方多了,住这拿货的人很多他都认识。他说想上北京“做”,问小张知不知道北京的行情。老刘说广东人命好,有钱人多,很多单位愿意出钱雇人顶替做无偿献血,而冒名顶替的人不少患有传染玻他说他手下就有几个染了性病的人,仍一样照“做”。小张听了干笑两声,说自己就有梅毒。

  深夜12点多,屋里又进来一个两眼骨碌碌转的年轻人,说刚从深圳坐车过来,今天在深圳“干”(偷)了四部手机,今晚带了几个兄弟过来,还没有身份证,明天准备跟“方老大”借几张身份证去“拿货”。

  与有梅毒、能偷能“做”的人群睡在臭哄哄、脏兮兮的屋子里,我们一夜无眠。

  包车直奔太和卖血者逾四百

  第二天早上5时,头晚带我们进村的小军准时过来将屋里所有卖血者叫醒。小张爬起来却似心事重重,愣了一阵,他对一个看似打手的卖血者说:“你去看看场子,给300元。老大昨晚没给话,我不太放心。”记着与屋里其他人一样,脸都没洗就出发,到圣地大酒店前等车。“方老大”已经包好两部巴士去“拿货”目的地。

  6时07分,“方老大”在两个“马仔”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圣地大酒店车站,几个小头目马上围过去听指示,并点算了一下人数。6时27分,第一部包车到,这时已从四面八方聚了近50人,后陆陆续续还有人来。第一部包车6时32分开出,方派了三个左右手“押车”,还接了10多人上来。

  6时48分,记者乘坐的第一部包车带着四五十人来到采血现场太和中学。15分钟后,“方老大”也随第二部包车到达。两部车加起来90多人,有卖血者说还有“散兵”,自己来的,“方老大”这次带来100多号人。我们到达时,太和中学门外已等了很多人。7点过后,人越来越多,记者粗略算了算,已过400人。卖血者成堆地在校门口或路边,或站或坐,但没人吃早餐。

  血头呼风唤雨关节一路打通

  8时09分,广州血液中心的采血车到了太和中学。车门一打开,从采血大巴上走出一个50岁左右、矮矮胖胖、半秃顶的男子,一下车就忙着打手机,身边围着几条凶汉。我们向旁边的“同行”打听后,吓了一跳,原来这就是广州最大的血头“冼老大”。有卖血者说,不止“冼老大”、“方老大”,广州的几个大“血头”如“老刁婆”、“沈阳”、“平头”、“地主”、“杨子”、“周老大”等这次全来了。在我们等着进“潮时,一个50岁上下、胖墩墩、皮肤黝黑的女人,站在街边不断地向在场卖血者收身份证。卖血者说,这是“老刁婆”,跟老公“老刁”一起做,但比“老刁”狠。

  8时30分,采血工作开始。采血、验血之前先检验手臂针口,卖血的人歪歪斜斜地排成长龙,你推我挤,互不相让。“冼老大”站到队伍的前头,把一些人拉出去,又把一些人推进来。有卖血者说,这是“冼老大”借自己来头大,为自己手下控制的卖血人霸位置。排在队伍前头的,几乎都是“冼老大”控制的卖血者。我们注意到,采血现场里里外外都有血头的人在“看潮。大大小小的血头们则拿着一大叠一大叠的身份证,一张又一张地填写无偿献血登记、体检、采血表。通讯地址一栏一律是填好的“太和镇××村”,姓名、身份证则写卖血者的。

  记者冒名顶替献血易如反掌

  发给记者的表也都由血头填好,表上地址一栏写的是“太和镇石湖村”,背面健康情况征询和签名都已一律由血头代笔。在这张表上,未婚的记者成了“已婚”。

  记者在“长龙”里几次被挤出来,后在一个小血头的牵带下才站稳脚跟。记者看到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外地小男孩也挤在人群里,一个卖血者手臂上的“枪口”密得黑成团。手臂上“枪口”密密麻麻的人很多,但刷下来的很少。记者拿假身份证顺利通过各项检查,拿到了验血合格证。

  10时30分记者一走进采血室,发现除了护士,还坐着一排没穿白大褂的人,大约五六人。记者问其中一个,说是“镇里”的,并告诉记者先到护士那边采血。采血的护士拿过记者的身份证问:哪年出生?身份证住址?记者故意报错,护士又仔细看了身份证,再看看记者,说“挺像的”,一个男医生也凑过去看,也说“挺像的”。记者问抽血护士,可不可以抽?护士没说话,只是示意抽血。抽血时,另一护士正训斥坐在记者旁边一个准备抽血的民工模样的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不干活,来这儿卖血1抽完血领“无偿献血证”时,镇里的人说,不用领,可以走了,然后把记者的无偿献血证交给了站在旁边的一个约摸三十五六岁的女人。

  体检只是过场疏通疏通搞掂

  另一位暗访的记者等着进采血室时,一个湖北的姓宋的青年靠过来问:“你做不做,不做这证卖给我,30元。”记者没答应,这青年便买了另一个人的验血合格证和身份证,直接进采血室“拿货”(抽血)去了。待其采完血出来,记者再次找到他,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他说前一天他才去市血液中心“做过”,因臂上“枪口”太明显,今早检查“枪口”时被刷了下来,前阵子体检还发现有肝玻记者惊愕万分。采血接近尾声时,“方老大”的手下小张找到记者问“做”了没有?记者说“没做,给刷下来了。”小张有点恼火地埋怨说:“怎么早不跟我说,我找人疏通疏通就行了。”小张教训记者:检查不合格,老大帮你找人,一样能做。

  约12时10分,采血结束。记者打听到,石湖、沙田、谢家庄、和龙、兴丰等五个村也来了少许献血的人,但350个名额之中,绝大多数都被几个大血头瓜分,由几百个卖血者冒名顶替拿了“货”。

  采血结束后现场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个东北的卖血者与一个主要在揭阳“做”的湖北籍的邪血头”,因为血资问题大打出手,一直无人理。只是最后双方打得头破血流,有人说要报警时,人群才呼拉一声散了。

血头闻风而逃联合行动失败

  8月17日晚,记者向白云公安分局反映了血头操纵无偿献血的情况,引起了正在对娱乐服务场所进行清查的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局领导当即与主管献血的区卫生局负责人联系,并安排部署防范措施。
  第二天一大早,矿泉街派出所一名副所长亲自带队,到有献血活动的养正小学维持秩序。记者在献血现场看见了一块上书“严厉打击、取缔非法组织卖血活动”的标语,落款是广州市献血办,在附近街边有四五个“血头”带着大约200多人在观望、徘徊。上午10点左右,献血现场献血者仍然寥寥无几,十几分钟以后,观望的“血头”和被组织来的卖血者成批散去。

一名卖血者的自述

  记者在市血液中心暗访时认识了一名还不到17岁的卖血者,他的朋友都称他为“小吉林”,相互攀谈后,“小吉林”述说了自己的经历。以下是“小吉林”的自述。

  去年12月,我从老家吉林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广州打工。下车后,在广场上睡觉,醒来时,钱和鞋子都不见了。当时就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饭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工钱刚好够吃饭。过了一个多月,觉得没什么意思,想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结果找了十几天都没找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有人说卖血能赚钱,便去了血液中心。在血液中心,一个不高的胖子拦住了我,问了一些情况,对我说:“到我那里去住吧,包吃包住,一天才15元,还可以赊账。”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血头”,别人都叫他“老沈阳”。

  住进“老沈阳”那里没几天,他就要我去“拿货”(指卖血)。卖完血,“老沈阳”堵在血站门口,算清了几天的食宿费。2月份,我“拿”了5次“货”,按血站的规定这样是不行的,“老沈阳”给了我好几张假身份证,还说要的时候再来拿。

  4月末去血站采血小板时,我被查出转氨酶偏高,两次去血站都被“枪毙”了(指体检不合格被刷下)。那时我已欠“老沈阳”300多块钱了。4月20日6时多,“老沈阳”带着我们40多人去竹料镇“赶场”,后来才知道是顶替别人去参加无偿献血。到了那里,“老沈阳”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无偿献血登记表”。发给我时,他说:“你的转氨酶偏高,我找了一个血型和你一样的人替你验血,到时候你拿他的体检表去‘拿货’。”这次我抽了200cc。回去后“老沈阳”跟我算账,说这次“拿货”每人150元,扣作食宿费,还欠他150元。后来我打听到这次竹料镇的营养费是每人500元,“老沈阳”给我们的只有150元,有的只有100元。十几天后“老沈阳”又带着我们去太和镇“赶场”,也是别人替我验血。这次拿完“货”,还欠“老沈阳”100多元,我不想做了。“老沈阳”不让走,后来把身份证留下做抵押才让走。6月19日“老沈阳”又找到我,要我去南华西街“赶场”,说给我100元,做完身份证还我,欠他的钱就算还了。还跟我说:“以后没地方去,还回我这儿来。”


雇人无偿献血从中牟取暴利

记者在近日采访时无意中发现:广州的一些无偿献血活动居然被地下“血头”的黑手所操纵。省政府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相关法规规定,不得雇用他人或者冒名顶替献血。但“血头”们与一些有无偿献血任务的单位的相关人员相互串通,利用手里控制的一批卖血者,干起非法组织卖血的勾当,双方从中牟取暴利。今年4月份以来,“血头”的黑手先后伸入广州白云区竹料镇、太和镇、新市镇、黄埔区员村、夏元村等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每个“血头”从中牟利上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被称为“吸血帮”的“血头”们各立山头,但其操纵手法却无二致:先网罗控制住一批卖血者,与有献血任务的单位搭好线,再安排手下的卖血者顶替献血,然后从单位补给的营养费中吃入黑钱。据知情人称,“行内”排得上号的大“血头”有近10个。记者惊异地发现,3月份在警方打击下作鸟兽散的“结扎帮”(详见本报3月27日报道)五个头目(“老沈阳”、“地主”、“平头”、“大李刚”、“老刘”)居然也在其中。

  记者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发现,每个大“血头”都控制着一批卖血者,少则二十几个,多则上百人。据一小“血头”透露,在广州,“血头”控制的卖血者已近上千人。这些卖血者都是打工仔和盲流,被“血头”在广州市血液中心或街头物色,信了“包吃包住有钱挣”的许诺后,住进了“血头”租来的简陋居所。除了每人每天向“血头”交10元至15元的食宿费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服从“血头”的安排,顶替别人献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血头”联系“业务”的渠道非常保密,记者唯一能了解到的是,他们总能提前两三天打听到有献血任务的单位及献血名额,并能把无偿献血登记表拿到手。“血头”联系的献血单位一般都会给献血者每人300元至500元的营养费,这些钱一概由“血头”收取,发到卖血者手中的,最多不超过150元。但“血头”仍称“利润”不高,原因是每次“打点费”都得花千元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偿献血法》的宣传随处可见,采血点有,献血登记表上则更详细,但“血头”们声称是“唬别人的”。只要拿到“业务”,卖血者就得“拿货”(参加献血),半年采血五六次者极为常见。卖血者中,居然有不少人患有肝炎、性病,据一个叫小张的梅毒患者说:“这是小事,老大(“血头”)能搞掂。”据记者亲历,“血头”搞掂的办法虽很简单,却行得通。即帮助有病的卖血者找一个健康状况合格的人顶替验血,取得合格单后再交给患病者进场采血。为逃过采血工作人员的检查,“血头”手里还备有二三十张乃至上百张的假身份证,随时提供给手下的卖血者。在太和镇的一次献血活动中,记者看到三张稚嫩的面孔。交谈后得知,四川人小谢和湖南人小郭都只有17岁,“小吉林”则16岁,但手持的身份证年龄却都在20岁以上。他们毫无顾忌地自我揭底:这是假的。

  经常往来于各处的卖血者还透露,在虎门、揭阳等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