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矛盾的焦点是万书记在座主持公道。试问，如果万书记出国没有回来，其结局还是电影所描绘的情景吗？如果万书记和杨诚不是圈中人的关系，他能够被一个杨诚及时请到会场上来吗？如果万书记不比严副书记少了一个“副”字，严副书记会败下阵来吗？如果万书记自己也卷入此案，他会做这场斗争的“包公”吗？如此种种，反腐败的最终胜利靠的是偶然机会，靠的是一种亲密的势力和拥有的权力，靠的是一个人。一句话，靠的是人治和权治。这难道就是我们今天想看到和亟需的反腐败局面吗？不管《生死抉择》的编导是否有意，通过艺术将这一客观存在摆在我们的面前，回避是不现实的。
诚然，靠上述的这些来反腐败，尽管有成功的时候，但成功来得非常不能确定。因为偶然的机会不是时刻都出现；而这一切的根底在于对人治和权治产生依赖，以为得了势、有了权就能够将腐败反下去，不知道在权势的背后还潜伏着诸多不利于反腐败的因素，以至于忽视法治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大概也是当前反腐败形势严峻的所在。
朱(金容)基同志指出，反腐败要靠法治、舆论监督和教育。信哉斯言！只有法治才能使反腐败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和保持打击腐败的经常力量，才能为反腐败提供坚强保障。无论腐败分子涉及哪个部门，其地位多高，权位多重，都不会在人治和权治的反腐败环境里，反和不反，依人为转移，依权为俯仰，而是在法治的精神里必然而且必须将反腐败进行到底，依法为依归。(法制日报)
转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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