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庄礼伟（副所长，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开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讨论最近在日本、菲律宾、秘鲁和美国发生的政治风波。这些国家的社会传统、发展层次各不相同，风波的具体内容也各异，但我们的思路可以稍微集中一下，即着重探讨宪政框架／政府领导人角色／社会良性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
执政乏术，悲哉森首相——邓仕超（哲学／国际关系学硕士）
日本宪法是模仿西方的宪法，但总的感觉，日本政治的透明度不够高，这或许和日本特有的“暧昧”有关。所以，政府领导人的丑闻，往往被刻意隐瞒，过去许多引发腹议的政要都安然过关。但这一次森喜朗要过关就相当困难了。本来日本老百姓并不很在意政要的“小节”和绯闻，———只有反对党会关心。日本人的政治冷漠症越来越普遍，我在日本的这几年，看到媒体报道的投票率都不高，也就半数左右。这次森喜朗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主要和他个人的不良作风有关，如出言不逊，缺乏责任心等等，性丑闻倒在其次。
从民意调查所显示的森喜朗的支持率（１１月７日只有６％）来看，森内阁几乎走到了尽头。森喜朗是接替患脑溢血的小渊惠三担任首相的。客观地说，这两人都属于政治上的右派，小渊含蓄、稳重，所以民意支持率很高；而森喜朗却常常口出狂言。５月份，他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公然违背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６月份，他又说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在投票日当天最好在家呆着。日本人对政治再冷漠，也受不了森的这番狂言。
还有，内阁的重量级人物官房长官辞职，森毫无反应，去观球玩乐，这和小渊的“以身殉职”相去甚远，这对于敬业尽职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读卖新闻》公开对森不恭，在刊出的授予奥运会马拉松冠军高桥松子“国民荣誉奖”的照片上，只保留了首相的几个手指。
不过总体看来，对森喜朗的不信任风波，还是局限在政党政治内部，对日本社会影响不大，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去留而改变。
公民文化的移植尚需时日——郭继光（讲师）
作为美国的前殖民地，菲律宾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是模仿美国。真是有样学样，克林顿的丑闻气味尚未散尽，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也被丑闻逼到要下台的边缘，而且这丑闻的花色品种还比较多。１１月１３日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对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弹劾动议案，埃被控涉嫌受贿、贪污腐败、违背公众信任和违反宪法。众议院顺从民意，显示了罕有的“高效率”，未经投票，以鼓掌方式通过了这一议案。
长期以来，菲律宾人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较深。８０年代在“人民权力革命”中，腐败的马科斯政权垮台。从那时起菲律宾已经按民主程序完成了３次政府权力转移。但是，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较为滞后，传统的政治文化还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的建设还得不到相应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在实际生活中，菲律宾人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如知恩图报、有来有往、裙带风等等。埃斯特拉达即是明显的一例。他出身于平民阶层，举止轻率，１９９８年当选总统后，仍同以前的一批赌局朋友混在一起，拉关系、扯裙带、搞小圈子，进行权钱交易。
在欠发达国家，类似埃斯特拉达的民选政治人物可谓不乏其人。实践证明，模仿和照搬单一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会带来该制度在它国或另一种文化中已有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某一项制度安排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整体的制度环境。人类向民主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先进的政体可以移植、模仿（如孙中山建立共和制度），但包括公民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如何移植？这就必须有一个渐次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埃斯特拉达的去留是个小问题，而要使菲律宾整体的制度环境得到改善，还有待时日。事件的主角，曾红极一时的菲律宾动作片明星埃斯特拉达此刻仍然很乐观：“目前上演的闹剧就像是一部电影，主人公开始必然会经历重重磨难，但终将取得胜利。”然而现实生活和电影终究不是一回事。
藤森体制：积重难返无退路——桂久强（硕士生）
秘鲁前总统藤森本月２０日在日本突然提出辞职，此时日本首相森喜朗也正焦头烂额地苦熬日子。这二“森”虽然屡屡被“逼宫”的处境非常相似，但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则各有各的缘由。
在当选总统后，藤森确有一些不错的政绩，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另一面。藤森尽管早年曾赴欧美留学并熟谙西方式民主，但上台后在处理问题时往往采用简单、粗暴甚至野蛮的铁腕式手法。１９９０年秘鲁大选中，藤森就使用非法手段，使当时呼声颇高的另一候选人、国际知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失去选举资格。１９９７年，他又做出惊人之举，不顾人质的生命安危，指挥军队强行解救７２名被歹徒劫持的日本使馆人质，再次让全球瞠目结舌。
９０年代日本经济疲软，对秘鲁的经济支援远不如８０年代，而藤森政府也并未如其竞选时许诺的那样扭转秘鲁的经济颓势，民众对藤森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对此，藤森主要是依靠军警特力量对反对派进行强力弹压。而此次辞职恰恰是祸起军方和国家情报局。藤森能够维持１０年的统治，与其心腹、前情报局长蒙特西诺斯主持的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自蒙氏行贿丑闻由一盘录像带公之于世之后，举国震怒，藤森顿时被逼到下台的边缘。
更为不妙的是，一贯依靠藤森关照而得势的国家情报局一改以往全力支持藤森的态度，对此次反藤森的空前风暴冷眼旁观，军方的态度也是如此。可以说，此次藤森辞职，是藤森政权长期非正常运作的必然结果，是其掩盖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秘鲁政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间经历了如此跌宕的起伏和众多的变数，一盘小小的录像带竟给秘鲁带来如此多的连锁反应，由此可见藤森体制的脆弱性及其缺陷的致命性。
世纪大选，有序还是无序？——刘虎（硕士生）
佛罗里达州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尚无确凿的证据，总的来说，一切都在法律确立的范围内进行。棕榈滩的选票设计得不太合理，但也不能说这样设计就违犯了法律。共和党的杰布·布什州长为避嫌已不介入州计票委员会的有关工作，而决定佛州最终投票结果是否应包括人工计票结果的，是具有浓厚民主党背景的州法院。一切就这样制衡着，一切就这样胶着着，没有闹出人命，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军事政变。当全世界媒体失去耐心的时候，美国选民仍然沉得住气，多数选民认为人工计票仍有必要进行，而最后，应当听听法院怎么说。
不过，众多的花边新闻还是使美国人感到难堪。未经清点就弃置一旁的票箱；计票机器老化而无法保证全部正确地阅读选票；阻止、刁难、误导黑人选民，等等，此次大选可谓乱象环生。全球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以冷嘲热讽居多，一些非洲国家的媒体甚至提议应派员到美国监督计票（就像过去美国派员去那里监督选举一样），古巴的媒体称美国正在上演一出规模庞大的政治肥皂剧。
那么，美国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始料不及的风波呢？不少美国人认为今年的大选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难忘的政治课，并加深了对公民权、对自己手中选票的重要性的认识————原来每一票都可能会起作用，目前的情况是很可能数百张选民票就可能决定哪一个党入主白宫。那些原本在投票机前持一种“投着玩儿”态度的人，也许会在下一次大选时会格外认真，慎重选择。
２００多年的宪政历史已使大多数美国人对选举有着较为成熟的理性心态。在最近十来天的风波和“乱象”中，一切纷争都还是围绕着“法律解决”这一核心原则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重新计票、人工计票、结果的计算方式、何时宣布结果、哪些部门有权介入而哪些部门无权介入等等，都有法可依或须经法院聆讯、裁决。戏谑归戏谑，调侃归调侃，嬉怒笑骂之余，理性和秩序仍然主导着这场被称为“失序”和“混乱”的选举。这也许是一种“笨重、缓慢且效率不高”的制度，但是“在恰当的时候，公众的声音终将会被听到，公众潜在的智慧终将会得到张扬”（托马斯·杰弗逊）。
总之，２０００年美国总统选举是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给了好莱坞电影导演们更多的灵感，给了时事漫画家们更多的挥洒空间。国际问题评论家们正忙于办讲座、写时评，神采飞扬，指点迷津；政治学教授们则开始考虑对教材进行修订，神态庄重，诲人不倦。美国式选举，爱也罢，恨也罢，“混乱”也罢，“有序”也罢，任人笑骂，任人评说！
选民和政治家都应有所反省——龚泽宣（博士）
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以其自身民主制度的“完美无瑕”炫耀于世人。早在独立之初，“作为可供世界上其它国家效仿的模范共和社会，美国人为此感到自豪”（美国史学家尼古拉·佩特罗）。曾担任大学校长和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也曾宣称，他要“教会南美洲各共和国选举最好的人来治国”。
在２００多年来的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中，除少有的几次大选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如１８２４年大选）之外，大多数总统选举都能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这种状况的保持的确为美国赢得外界许多赞誉之词。１９世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在游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得以维护并在相对和谐的氛围之中运行，其内在的根源就是美国所特有的与其制度相协调的“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而在这三者之中，“民情”的重要性大于“自然环境”和“法制”的重要性。但托克威尔同时也谨慎地指出“美国的法制”并非“已经十全十美”，而且他也“决不认为美国的法制可以应用于一切民主国家”（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
今年美国大选出现的一波三折着实令世人大开了眼界，许多国家的人甚至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待这场选战的。日本《读卖新闻》１１月１０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责美国的此次选举“是空前的金钱选举的例证”，并指出“为通过电视宣传来中伤对方候选人而投入巨额资金”，将会“导致政治的堕落”。
任何一个国家在选举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程序上的失控和规则上的混乱，这是难以避免的，并无特别值得关注的价值。但今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混乱以及两党候选人都表现出来的互不妥协、大打官司的态度所引发的政治风波，却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这一使美国在国际上招致讥评的事件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对于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一个自我炫耀为“制度的典范之国”里，无论选民还是政治家们都应该有所反省。
主持人：
被讨论的这４个国家在体制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即：一、政府首脑的权力受到多方制约，民意对首脑的去留有重大影响；二、公民投票选举的功能被频繁地和周期性地使用。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４个国家又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美国和日本基本上是一组，有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政府首脑出现什么问题，对社会秩序和国家体制的影响较小；在公民投票选举方面，失范、违法现象较少，对选举结果的争执也较少（从美国２００多年的历史来看，争执是极少数）。
菲律宾与秘鲁基本上是一组，尽管它们在体制上模仿西方，但缺乏相应的配套环境，前现代的因素依然较多，所以谁在台上谁在台下，对整个国家来说有较大的影响；在投票选举方面，失范现象较多，对结果的争执较多（如对马科斯、藤森的当选），————民选制度并没有选出最优秀的领导人，接下来，往往是军队／政变而不是法院来充当非常时刻的裁判。
在宪政实践中，对政府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和公民投票选举的功能，在不同的国情之下有不同的表现。前一组国家的风波似乎还谈不上是什么“宪政危机”，而是偶然性因素居多，如个人素质有缺陷的森喜朗匆忙接替小渊，戈尔和小布什在关键州————佛州票数过于接近。而后一组国家的风波似乎更主要是整套体制和社会环境的衔接问题，体制设计得有重大缺陷（如藤森的“宪法”，现在已被推翻），或环境跟不上，就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的来说，菲律宾和秘鲁发生的问题，应当被看作是前进道路上的挫折。民选制度可能会选出不那么好的人，但主权在民、官由民选、以公民社会为基本依托的立国准则，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东西”（借用金大中的话）。当然，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具体实施方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发展秩序。(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