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記者塗俏長期跟蹤採訪來自潮汕的艾滋病患者「小路」，真實記錄了他患病9年間所經歷的生活變故、人情冷暖以及行進到生命盡頭的心理狀態：
5月1日，國際勞動節。中午11時，我和小路在品尚品咖啡廳的一個僻靜角落裏，開始了我們的談話。
小路的臉色有些發青。頭一天晚他沒有蓋毛毯，妻子水珊也忘了提醒他，結果導致腸胃不舒服，早晨起來拉肚子。爲了要見我，他吃了兩片黃連素止瀉片。
憑我的感覺，他是一個是很守承諾、很有責任感的男人。
小路開始給我講他的故事。
我的判決書到了
我想盡快地結束生命，在我親友發現我得了這種絕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麼，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
1997年5月6日，那天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當天下午3時30分，我和表妹夫去汕頭市衛生檢疫所做出國健康檢查。我表妹夫吸毒9年，是個老煙鬼，一天注射12次海洛因，家中已經一貧如洗。我想帶表妹夫去泰國進行一種很有效的草藥戒毒法。我希望他能夠戒毒，重新生活。
交完手續費後，護士將我們領到抽血房，我本人也需要做一次檢查。我們抽完血去樓下大廳等候。從3點半等到4點半，表妹夫害怕了，他怕被人發現自己是個吸毒者。我讓他先走。我獨自等到5點多，外面下起很大的雨。我看見一位醫生對我招手，叫我過去。
我想，他可能要問我關於表妹夫的事情。我跟他走進一間房子裏，他叫我躺在床上，在我的腮幫子、大腿會陰部與胳肢窩等處摸了摸。我覺得有點不妙：難道我得了艾滋病嗎？
我在泰國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醫生教人檢查艾滋病，就是摸這幾個地方。我意識到我也許有事了，但我不敢出聲。醫生檢查完畢，將我送到二樓蔡主任辦公室。
蔡主任很和藹地問我：「我們有重大問題要問你，你要真真實實地告訴我們情況。」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你結婚了沒有？什麼時間？」
「我有婚姻，但沒拿結婚證。我和妻子從1993年同居到現在。」我有些緊張，頭在冒汗，心在狂跳，眼淚都也快出來了。
蔡主任表情依然嚴肅：「你去泰國，是第一次，還是……」
「我曾經在泰國住過8年左右。」我趕忙回答。
「那你結婚之前之後，在房事上，有沒有和第三位女性接觸？」
我站起來，氣憤地問他：「你們是不是懷疑我得了艾滋病？」
他說：「沒錯。既然你說出來了，我就告訴你，我們有80%的把握確定你已經感染上了。」
我的頭「嗡」一下大了。我刷地站起來，說：「醫生，有沒有搞錯，你真是亂來，那是侮辱我的人格。你憑……憑……什麼……說我有這樣的病？」
我有點結巴，有點不知所措，有點緊張，流着眼淚不斷地解釋：「搞錯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麼都沒幹！你可以去問問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他們最了解。」
蔡主任站起身，在屋內走了一圈，又回到我跟前坐下：「誰都害怕自己會得這種病。但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這時，我看見了他的桌上有我的檢測報告，上面蓋着紅印，寫着：「HIV陽性」。我知道我的判決書來了。
已到了下班時間，蔡主任帶我走到第一次抽血的地方，叫大家不要下班，讓我重新做一次檢查。蔡主任自己抽了一點血，和我的血同時進行檢查。我看見我的血液漸漸凝成米粒大的紅點，而蔡主任的血液卻沒有任何反應。然後，蔡主任要求我無論如何都要在短期內將妻子帶來檢查。
我的頭腦一片混亂，我的腿似有千斤重，怎麼走出檢疫所的門，我不知道。我站在雨中，不知何去何從。
我決定自殺
我有點結巴，有點不知所措，有點緊張，流着眼淚不斷地解釋：「搞錯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麼都沒幹！」
我一個人默默地去過渡。我家在潮陽，從汕頭到潮陽要過輪渡。
一上渡船，在甲板上發現變壓器旁有一截備用的鎖鏈，有兩百多米長。我盯着那條鎖鏈反覆考慮，設計我如何死法。說實話，人走到了這一步，還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遲早總要死的，與其等到病毒大發作被痛苦折磨而死，不如現在痛痛快快了結。我想盡快地結束生命，在我親友發現我得了這種絕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麼，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上帝，爲什麼讓我得這種見不得人的病……只要將那條鐵鏈綁在身上，打個結，跳下去，最多就是兩分鐘，一切痛苦就結束了。渡船行至半途，下起了雨。我伸手去拿鐵鏈，剛想套上脖子，不料夕陽突然從雲層裏鑽出來，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後退了一步，正好碰到了身後甲板上同船過渡的一輛出租車。站在我身旁的司機熱情洋溢地拉客：「老兄，你回家吧？我這裏有一個空位。」我稀裏糊塗、懵裏懵懂地跟了他上車。
現在想起來，也許是從雲層裏鑽出來的陽光，也許是這人世間司機的拉客聲，把我從死亡路上拽了回來。我應該感謝他。
車到潮陽，我下了車。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找到這個願意接受我當面採訪的艾滋病人，而在第一次握他的手、面對面地聽他說話的時候，我曾經怕得要死
據聯合國統計，當前，帶有HIV病毒者人數達5000萬人。科學家確認HIV病毒引起艾滋病。到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1630萬人死於艾滋病，僅僅在1999年，新感染的人數就達到了560萬人。目前艾滋病是導致人們死亡的第四號殺手。
今年2月下旬，我在深圳市獻血中心採訪，偶然獲得一份艾滋病患者的名單，這份名單是對一大串無償獻血者進行血檢時，查出感染HIV病毒的。徵得其中一位HIV攜帶者的同意，我在三天中，先後通了8個小時的電話，了解了他的生活以及和艾滋惡魔抗爭的故事。我採寫的新聞連載《一個艾滋病患者的最後抗爭》刊出後，引起一定的社會反響。
4月中旬，我去深圳市衛生防疫站HIV抗體確認室採訪，與馮鐵健醫生相識之後，在他的引薦下，我認識了本文的主人公。他懇請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實姓名，因爲他還要在這個世界上頑強地生活下去。我尊重他的選擇。他給自己取名爲「路人」，就是過路客的意思。我說：「以後叫你小路，好不好？」
第一次和小路見面，是和馮醫生一起。小路與馮醫生握手後，主動對我伸過手來，我並沒有多想，也來不及多想，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他的眼眶裏有晶瑩的淚水在閃動。我忽然明白這簡單的禮節對他來說，幾乎成了一種奢侈。
在整整一個下午的談話中，我幾次想去洗手，我總是感覺和他握過手的那隻手掌心莫名其妙地發癢。我害怕得要死。後來我看到同樣握過手的馮醫生卻那麼坦然，才逐漸鎮靜下來。
小路的胞弟因患上艾滋病已經先他而去。小路的CD4細胞僅剩26個，他的生命正邁步走向死亡。爲此，他決定趁着生命有限的時光，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艾滋惡魔的可怕和他拒絕投降的勇氣，甚至同意在一定時候公佈他的病理日記。
其實，就在我握着小路伸過來的一雙手時，一切就這樣決定了，小路同意接受我的獨家專訪。
小路認定他的時日不多，估計不吃藥不治療的話，最多隻能活3個月，他希望我抓緊時間採訪。我們商定，從5月1日勞動節放假那天開始採訪，用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談完，每天談3個小時。但是，由於他身體的每況愈下，到後來一天最多隻能談1個小時。加上中途有許多雜事阻礙，直到9月初我才大體結束了對他的採訪，前後花了6個多月。此後，我又採訪了他的妻子、醫生、髮廊妹等人。每盤60分鐘的錄音帶，我用掉了38盤。
9月底，爲了全程記錄一個HIV患者最後的抗爭，爲了了解泰國艾滋病人羣落的生存狀況，我和攝影師陳遠忠先生一起，陪伴着小路去了泰國、老家潮陽，作一次生命的最後回訪。
10月19日晚7時23分，在深圳市中醫院的急診室裏，小路終於疲憊地合上了雙眼。
小路走了。
然而，我的耳邊，仍時刻響起他的那句話：不要因爲我的死亡而停止我們的事業，真正對抗HIV病毒的武器，就是全人類的共同抗爭，就是了解和預防艾滋。(塗俏，南方都市報)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