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同时，这又是一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会。它必将记入史册！
今天，我作为新当选领导人，应全体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党同志的请求，来此大会做一总结。
相当长一段时期，尤其是从1978年开始，长达二十多年，我们的工作的确出现了失误。理论界和文艺界出现了严重的自由化思潮，突出表现在对待党内高级干部腐败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们借机闹事，以反腐败为名，行反党自由化之实。北京有个叫李慎之的，深圳有个叫何清涟的，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关于腐败问题以及前段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扩大化问题。
究竟有没有腐败啊？我看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党内的腐败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那是言过其实，更是国内外敌人对我党工作中的一点小小失误的无限夸大。但是我们党原先的领导人，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腐败斗争，并被埋藏在党内的敌人利用，因而导致反腐败斗争扩大化。当时我就指出，对于反腐败斗争，要严格限于党外，绝对不能扩大至党内。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头脑发热，根本听不进去，相反，对于少数没有觉悟的群众和自由化知识分子无理的反腐败要求却一一满足。
现在看来，对于腐败问题，要正确地认识。总的来说，对于腐败问题，尤其是党员腐败现象，要辨证地看，要历史地看，要全面地看，要具体地看。不要不加分析地认为腐败必然是坏事，清廉必然是好事。（中宣部长插话：“这就叫辩证法。”）
清廉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清廉对于无产阶级具有欺骗性，而且它的确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如果不是这种清廉，无产阶级革命早就在那里成功了。请问，这种清廉是我们需要的吗？这种清廉实际上是最严重的腐败！（热烈的掌声）
再说腐败。首先，我们要分清楚腐败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的腐败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腐败，社会主义的腐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有助于团结广大党员干部，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腐败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腐败越多越好！（掌声）
其次，腐败问题具有民族性。东方的腐败不同于西方的腐败。一般来说，东方国家的腐败只是在东方国家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必然伴随的产物，相对于反西方文化、反自由化、反西方民主这样的大是大非，它只是枝节问题，不足挂齿。而西方国家的腐败才是真正的腐败，尽管发生较少，程度一般也不严重，但是，腐败问题的评价不能简单采用数量化的标准，重要的是其阶级性质。我建议，今后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对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腐败问题不宜过多宣传，如果因为互联网上的谣言太多而不得不宣传时，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侧重于他们的反腐败成就。这很容易掌握，因为腐败越严重，反腐败的成就也就越发醒目。相反，对于西方国家，无论他们反腐败成就如何，我们应侧重宣传他们的腐败现象。例如，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申办丑闻，尽管金额不大，但我们当时做足了文章，虽然只是在国内。这是一个经验，要好好总结。就国内腐败问题的宣传工作而言，一定要注意掌握分寸，基本政策应该是表扬和自我表扬。
再次，腐败的概念要搞清楚。是不是为党为国辛苦工作的党员干部拿了一点钱就是腐败？我们不赞成这样简单化的分析。这是用西方的概念来硬套中国的现实，因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也必然得不到我党广大干部的认可。按照这个标准，我党干部的90%以上都是腐败分子。这怎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言必称西方，这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请大家放心，对于他们，我们已经制定了有效的策略。秦始皇坑儒四百，毛-泽-东-主席1957年坑儒四十万，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应该有超过前人的决心和勇气！
（长达5分钟的热烈掌声）
那么，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概念呢？这就是，凡是不利于共产党领导的金钱交易，就是腐败行为。这种概念实际上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其直接来源就是马来西亚的安瓦尔案件。我们完全赞成马哈蒂尔总理的做法。（中联部长：“马哈蒂尔总理也很赞赏我们对刘军宁、茅于轼等人的处理方式。”）
就国内而言，前段时期，有个地方领导人，引进若干外资。从法律上看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人一贯不听中央招呼，其行为一向不利于党的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一贯口出狂言。因此，我们以腐败罪惩处了他。相反，南方某城市的走私案件虽然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北京市委的贾书记，但该类案件对于我党的领导没有丝毫不利，而且小贾在政治上是信得过的。因此，该案虽然不得不杀几个人以平民愤，但小贾同志不能动。实践证明了我们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小贾现在在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干得很好嘛。（贾书记谦虚地：“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和教育的结果。”）
所以，虽然法治是必要的，但法律是政党制定的，法律也必须符合党的领导。因此，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要建设所谓的“法治国家”，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讲政治”的口号。腐败本身无所谓好坏，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个法律问题。一切取决于政治需要。
我们可以有把握并负责地说，根据这个新的腐败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从其建立之初，就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经形成了成熟和丰富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现在，我们又树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腐败思想。我们相信，西方的腐败概念仅仅适用于西方，而我们的上述腐败概念则适用于全世界。
第四，在腐败问题上，还是要讲政治。有没有讲政治主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前段时期被错杀的胡长清、成克杰两位同志都是我党好党员，我们国家的好领导人。他们拿走的金钱数量的确大了一些，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不能单纯地以数量为标准做简单化的分析。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建国以来被污蔑为贪官的好干部中，他们的行为全部都符合党的利益，因为他们的金钱收益全部是从党外流入党内，而不是相反。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我可以在这里念一段他们的遗言：“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不起党的教育培养……”多好的同志！他们放松了思想改造吗？不！他们牢记于胸并以自己的行为所实践的就是党和党的各级领导人的绝对领导。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中组部长插话：“我们正在办理胡长清、成克杰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
从现在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对两个“必然”，即“腐败必然是坏，清廉必然是好”。如果坚持两个“必然”，我自己的历史就说不清楚，也就无法反对反腐败斗争扩大化。今天在座的代表中，90%以上是在反腐败斗争扩大化中被冤枉入狱的干部。你们都是西方腐败概念所导致的错误司法的受害者。这才是真正的司法腐败！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个脱帽加冕的大会。你们受苦了！我向你们赔礼道歉，我向你们敬礼。（将右手举至眉）如果你们不肯原谅我，我江泽民的手就不放下来。（热烈的掌声。激动的泪水。有人高呼万岁。）
最后，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后果都要辨证地分析。有人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我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那么清廉乃至富强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国家亡了也不足惜。相反，共产党的存在才是我们的希望和保证。因此，如果反腐败导致亡党，这样的反腐败就是反共产党，就是全党公敌！（掌声）
很长一段时间，报刊上经常以香港廉政公署为例，试图以殖民主义的廉政公署为模式来改造和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除去国情不同外，如果大家明了廉政公署的工作内容，就会得出结论：象廉政公署那样反腐败，我们共产党人迟早全部进监狱。因此，大家也就会明白知识分子和报刊呼吁反腐败的恶毒用心。我们建议，既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今后就应学习内地的反腐败经验。我看，廉政公署就撤消了吧？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廉政公署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因此狗屎不如。（笑声和掌声）
如果我们这次大会能够确定这些思想，那么我们就为全世界树立了一面大旗，我们也就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事业。同时，我们建议外交部加强联合国的工作，在联合国反腐败机构中普及我党的腐败概念。既然联合国可以在2000年于日内瓦做出决议赞扬中国的人权事业，也就可能在今后某一天赞扬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我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掌声）
全世界无产者，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将仅仅是自由和财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论述言论万岁！（长达10分钟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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