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伍紹祖的時候，令人驚詫歲月不留痕。因爲從他純真透明的笑容裏，絲毫看不出曾經的滄桑，絲毫看不出塵世的繁冗浮華，沉靜如水。
今年4月6日，國家體育總局舉行了兩分鐘的掛牌儀式，主任伍紹祖說：「國家體委這塊牌子是1952年被批准的，1954年正式叫這個名字。40多年來歷經風風雨雨，爲中華民族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確令人留戀。現在已把它送到體育博物館了。我們又踏上新的征程。」說這話時的伍紹祖顯得從容平和，那是事有歸着，動若赴的的平和。走進體育總局，走近伍紹祖，便能感受到那種深蘊於平和之中的力量。那是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執著向上的力量。感染得人不得不向他的歲月回望。
文革被揪出來，好處太大了。我就是在不斷受批判中成長起來的
1969年4月，除了伍紹祖的爸爸癱瘓在家外，全家人都在各自單位和幹校。伍紹祖到團中央「五七」幹校下放，和胡耀邦編在一個班鍛鍊。妻子曾曉前是楊尚昆「死黨」曾三的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找回來的二姐伍紹雲，被誣成「蘇修」派來與媽媽接頭的特務，可憐她曾在黨需要媽媽的時候，被舍在異國他鄉幾十年；媽媽熊天荊先是「三反分子」，相繼而來的帽子有「走資派」(因爲是老革命、高級幹部)、「叛徒」(因爲進過國民黨的監獄)、「蘇修特務」(因爲在蘇聯學習過)、「現行反革命分子」(因爲有人揭發她罵過江青)。每一頂帽子都伴隨着一段時間的殘酷鬥爭和人身污辱。伍紹祖是全國學聯主席，當然在劫難逃。全家人都受到衝擊，被打罵、批鬥、戴高帽、遊街、住牛棚、勞動懲罰，無一倖免。
伍紹祖的媽媽甚至運用住國民黨監獄的經驗，說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給她送飯和用品時夾帶字條，傳遞信息。家人各自被「專政」，經常不能回家，但只要一有機會回來，全家就開「緊急戰鬥會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分別時，都沒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戰場一樣，去接受新的戰鬥考驗，創造人生新的歷程。
儘管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癱瘓了，仍被抄家10多次，連地板底下都搜查了。專案組的人還時不時地到家裏來批鬥他。因爲他當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成千上萬的抗日青年就是通過這裏進入延安的。所以不顧他身體不好，每天都安排好多人來找他進行外調，致使他1969年7月僅65歲時就被迫害致死。當全家其他人分別從各自的幹校趕回來時，他已全身癱瘓，講不出話來。
伍紹祖翻到了爸爸臨終前用左手寫下的「血書」，其中寫到「我相信黨和羣衆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自己心中無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問心無愧。」「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爲名，不爲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爲革命，一心爲人民。」「許多烈士已英勇犧牲了，自己是倖存者。」「比一比過去，比一比勞動人民。」字是用紅筆寫的，按中國的習俗，這就是「絕命書」，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跡、表明自己境界的遺囑。看了這份「絕命書」，伍紹祖禁不住嚎啕大哭。
走過了不惑，走過了知天命，幾近耳順之年的伍紹祖，回首那揪心的動盪歲月，只平淡的一句話：「文革被揪出來，好處太大了。我就是在不斷受批判中成長起來的。」這是對不平境遇的註釋，是對黨對人民無比信任的交待，是滄桑人生的獨白!
愛是一種依戀的感情，是一種奉獻的精神，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歡愉的感受
伍紹祖1939年出生在一個紅色家庭。
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1923年就參加革命，1926年入了黨，經歷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解放後曾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侯補常委、衛生部副部長等職。他的母親熊天荊也是一位早年參加革命運動的老革命。1926年由瞿秋白夫人楊芝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過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暴動，1927年被選爲上海市政府委員。她曾有革命「奇女子」之稱。伍雲甫的同祠堂親戚、革命同志伍若蘭，早年參加革命，是朱德同志的夫人，1930年在一次戰鬥中被捕後壯烈犧牲，爲人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伍紹祖的岳父曾三同志曾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與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是世交，他們都是紅軍電臺的創始人。
伍紹祖的祖父伍如春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曾和毛澤東同窗，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毛澤東曾動員他一塊鬧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家鄉當教師了。
二萬五千里長徵中，在中央電臺工作的伍雲甫一直跟着黨中央。當毛澤東知道伍雲甫就是他的老同學，那個沒有一起來鬧革命的伍如春的兒子時，曾詼諧地對伍雲甫說：「好嘛!沒想到伍如春的兒子也來革命了!」伍紹祖就是成長在這樣一個家庭。他出生在西安時，父親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母親熊天荊是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的祕書。1940年初母親便帶着??br> 褓中的他回到延安。當時生活極其艱苦。接下來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給熊天荊的身體和心理造成了極大損害。致使她1942年肺病復發，住進延安中央醫院，臥病15個月之久，其間曾數次病危，棺材和壽衣都準備好了。伍紹祖的父親後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三四歲的他便獨自一人「流浪」，在延安楊家嶺和王家坪，得到許多革命媽媽的關心照顧，鄧媽媽和康克清媽媽曾想收下作兒子。
這長久的同志之情、患難之交，不僅深印在老一代的心裏，也傳給了後代。
作爲一個革命家庭，悲歡離合，生死離別都已是極平常的事。1948年夏天，伍家終於團圓了，戰後我軍在解放戰爭中不斷取得重大勝利。在這一年來，平津戰役之後，熊天荊受命在彭真領導下參加接收北平的工作。臨走的時候，伍紹祖的爸爸在西柏坡，媽媽在石家莊。8歲的伍紹祖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車去石家莊送媽媽上前方。那天晚上媽媽緊緊地抱着他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颯爽地走了。那「從容就義，慷慨赴死」的精神，對伍紹祖影響很大。
小時候，許多人都批評熊天荊對兒子太溺愛了。可伍紹祖卻說，媽媽對親情和大義是分得極清楚的，「狠心」把兒子放到艱險的環境中去鍛鍊就是證明。從開始懂事起，她就教育兒子怎麼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要熱愛黨，熱愛領袖，熱愛人民。她把5歲的兒子送去上學，讓他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意義的活動。如在大生產運動中幫助紡線、捻線，開荒時敲土坷垃，在針對蔣介石打內戰陰謀的備戰活動中，讓兒子模擬傷員，在他身上練習包紮等。
作爲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伍紹祖父母一直懷着滿腔熱情，孜孜追求美好的未來，不知疲倦地工作、生活，從不消極。伍紹祖說：父母對黨的信任，對同志的關懷，使他逐漸對他們常說的「愛」有了一些理解。愛是一種依戀的感情，是一種奉獻的精神，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歡愉的感受。愛是個人的情感，又是羣體的反映。世界上確實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總是與一種利益，一種事業聯繫在一起的。
多年以後，伍紹祖和愛人在孩子結婚的時候，爲了向他們進行家庭傳統教育，曾總結了伍家的特點：民主、平等、團結、和諧、親密、溫暖、樸素、正派、真誠、坦白、高尚、美好。「我們都是無產者，也不想追求豪華的生活，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非常充實的。」
由於經歷的原故，使得我一切聽黨的話，完全按黨的要求來做
1946年9月，三五九旅曾組成一個南下抗日先鋒隊由王震率領，在班師返回延安時，延安城軍民列隊歡迎這支英雄的部隊。25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慰問信，題目是《小娃愛八路》，署名「二年二班學生，七歲，伍紹祖。」事隔26年後，王震同志出於對革命後代的信任和了解，選中伍紹祖當他的祕書。伍紹祖說：「王震是我政治思想上的老師。」王震同志的言傳身教，使伍紹祖從一介書生逐漸成長爲一名國家高級幹部。
1975年初，聶帥得知王震找了伍紹祖這樣一個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的研究生爲祕書後，便對王震說：「這可是有用的人才!」王震也意識到該讓伍紹祖歸隊了，於是把他介紹給了國防科委，就這樣伍紹祖又成了一名軍人。
1988年12月底任國家體委主任，成爲中國體育界的主帥，從此與體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祕書到將軍到體育主帥，伍紹祖工作中自有一套謀略。他曾說：「我當一把手就是遵照五個『大』字去幹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體育就是要爲黨的基本路線服務。第二，組織上搞『大』團結。要搞五湖四海，爲黨的事業奮鬥。第三，業務上『大』放手。做到人盡其用，發揮人才優勢。第四，工作上『大』系統。要搞系統工程，這樣可以胸中有數。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罵你兩句，我認爲也不要去計較……」如今機構變了，牌子換了，國家體育總局從國務院的組成部分分出來，對下級政府不再存在監督檢查職能了，工作程序，職能都進行了調整。對體育工作一往情深的伍紹祖卻說：「體育的地位決不會因機構名稱的變化而降低。」談到機構改革後的體育工作，伍紹祖總結了「四個不變」、「四個變」和「四個三」。
「四個不變」，一是基本任務不變。保證全國各族人民都有健康的體質，是體育工作的一項基本任務；二是基本方針不變，這就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羣衆體育與競技體育協調發展；三是基本思路不變，這就是繼續深化改革，主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大力發展體育事業，走集約化發展的道路，貫徹「科技爲翼，人才爲本」的方針；四是基本依據不變，這就是要根據憲法和體育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本。
「四個變」，一是觀念要變。要更多地運用市場經濟的原則和運行規律想問題，用改革的方式思考問題。要靠全民辦體育，靠社會辦體育。二是職能要變，對體育部門來說主要是政企分開，管辦分離。要把政府對體育工作的管理轉變到宏觀調控上來，加強宏觀管理，加強政策研究，加強執法監督，而把一些微觀的、具體的事物，交給事業單位、中介組織和社會來辦。三是工作方法要變，改革以後，我們雖然還具有獨立行政的職能，但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來辦事了，要積極推進體育社會化，產業化。四是工作作風要變。隨着機構的改革，機關小了，人員少了，就要提高效率，多辦實事，少扯皮。要徹底改掉衙門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四個三」，一是鞏固三個成果。首先，要繼續落實全民健身計劃，掀起一個全民健身的新高潮；第二，要全面實施奧運爭光計劃及其滾動計劃，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第三，要完善經濟政策，加快產業化進程。另外，還要深化三項改革，是指體育宣傳、體育教育、體育科技要深化改革；開闢「三個財源」，是指體育彩票、體育基金、中體產業公司(上市公司)；打響「三塊牌子」，是指國家體育總局、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和中國奧委會。
伍紹祖充滿信心地表示，體育是常青的事業。改革將把體育全面推向市場，體育也會在市場中越走越火。機構改革後，體育事業的發展必將有更廣闊的空間。
當記者問及伍局長最喜歡哪項體育運動時，他笑笑說「散步」。他說：他的鍛鍊方式是「爬樓梯」。
伍紹祖對記者說，「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體育運動的發展，廣大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爲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爲了培養跨世紀的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的人才，我們還必須發展體育運動，進一步增強全民族的身心素質。全民健身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是利國利民，興國興邦之舉。」
《大地 》(199810) 第82期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