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府的北大正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知道五十年来的北大到底做了些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人们不会忘记，解放后不久，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曾经给毛泽东上书一封，恳请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袖兼任北大教授，对北大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正是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以知识分子为对 象、以剥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虽然我们无法 知道这封信与这场运动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这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而这次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1957年“反右”运动的预演。
人们不会忘记，在1957年的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的“反右”运动中，为了自保，北大的主事者和部分教师竟 然出卖学生，导致不少学生被划为所谓的“右派“，被开除学籍，惨遭流放。在全国各高校中，北大被打成“右 派”的学生人数名列前茅。这是北大学生的光荣，他们是因为有思想才被治罪的；却是北大的耻辱，它在威权面前 居然对自己的学生落井下石。北大新闻系女学生林昭被划右派后，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但由于发现及时，经 抢救，未能如愿。（1968年，她还是被枪毙了。）林昭自杀获救后，曾对当时的北大校长发出这样的质问： “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人们不会忘记，1966年5月25日，是北大的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 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大字报。6月1日，经毛泽东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 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耻辱、最酷烈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自此拉开了序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标志。
人们不会忘记，十年文革期间，康生、江青等人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两校”之谐音）其中的“一校” 就是北大。北大的冯友兰、林庚、周一良、魏建功等知名教授不仅充当了该写作班子的顾问，而且写诗颂扬江青的 “功德”。“梁效”无论是在“批林批孔”中，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发挥” 了打手的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九十年代初期，北大以“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敢为天下先的精 神，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倒围墙，办起了实业，带头开始了以牺牲学术为代价的自杀性的“创收”。此后不久，从 不固步自封的北大再接再厉，利用自己官定的中国第一高校的名头，向有钱人、掌权者出卖文凭，一手交钱、一手 发纸（毕业证书），你得名，我拿钱，皆大欢喜。龙头老大可以这样做，下面的兄弟们当然不甘落后，你没我也 卖，于是，中国一下子多出了由各高校发放的五、六十万张不是假文凭的假文凭。
人们不会忘记，九十年代中期，北大著名教授、有“国学大师”之称的季羡林重弹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的论调，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统领全球的世纪，东方文明将拯救世界、拯救全 人类。且不说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今天，且这位大师的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 风的思维是否偏执、偏狭，关键的是它客观上误导着国人对国情、国力的清醒认识。
人们不会忘记，世纪之交的1998年，北大举行了自己建校以来最为盛大、奢华的“百年庆典”。北大引以自豪 的已不再是自己拥有多少学术大师、思想者，不再是自己培养了多少学术大师、思想者；相反，北大竭力炫耀的是 自己的学生中出了多少政府官员、多少企业白领。北大可以为自己五十年来的历任校领导立传，却要禁止纪念“北 大之父”蔡元培的话剧在校内上演，不愿承认在北大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老校长蒋梦麟的功绩，原因只是因为 蒋氏担任过国民党的高官。一直被外人视为北大精神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已荡然无存。
人们不会忘记，就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以之为信念、追求的2000年，北大正谋划 着要将自己的仅仅是说了一些自己想说的、应该说的话，做了一点自己想做的、应该做的事的某著名教授逐出校 门。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上面”对这位教授有所不满吗？仅仅是为了不开罪“上面”，保住自己的官位吗？一个连 自己的教师都不愿、不能、不敢包容、保护的大学，谁还能指望它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良知呢？！ ……
五十年来的北大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人才资源，五十年来的它没有出现一个学术大师就是明证；五十年来的北 大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思想资源，五十年来的它没有出现一个思想家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十年来的北 大没有尽到一个现代大学应该尽的责任，没有做到一个现代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五十年前的北大发起过反封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十年来的北大 呢？！ 转自(博讯)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