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領導人儘管被他們自己、御用文人和一些奸佞小人捧上了神壇，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其實不用卸裝，誰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皇帝新衣」裏面的草包模樣。僅僅是由於中共尚未垮臺，還握有軍、警、司、特的生殺大權，許多人不敢講、不肯講或不屑講「其實皇帝並沒有穿衣服」的這類真話罷了。
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打江山時大多是一些土匪、強盜、毛賊，其中還不乏「一把菜刀鬧革命」和「雙槍老太婆」之類的殺人犯、山大王。後續的一些領導人則是一些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和獻媚小人。他們在中共這個大染缸中憑着吹牛拍馬、告密誣陷、整肅異己，不擇手段地踏着別人的血跡，一步步爬上權力的頂峯。記得「6．4」前江澤民還只是一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與中央極權的小圈子相距甚遠。當時喬石的一位親戚來滬治病。江澤民不但親自安排他住到上海華東醫院的高幹病房，指定最好的專家給他診治，而且還親臨醫院探望，派衛兵嚴加保護，搞得華東醫院人仰馬翻。非但如此，江澤民還親自畢恭畢敬地送花到病房，請求他把江澤民恭賀喬石榮任中央常委之意轉告喬石，藉以向喬石輸忠。但「6．4」後，江澤民大發利市，直竄中央，喬石則反被從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高位上步步逼退。這是江澤民與李鵬作了臺下交易的結果。「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句話，真是中共幾代領導人的絕妙寫照。
既然是流氓，一旦爬上權力頂峯，最拿手的自然是實施其流氓政治。雖然迫於世界大勢，土流氓變成了洋流氓，中山裝、軍裝變成了西裝，但本質不變。有心人若將毛澤東謾罵梁漱溟、鄧小平下令「6．4」開槍、李鵬威脅「6．4」學運領袖、以及今天江澤民痛斥香港記者的鏡頭放在一起欣賞，馬上就可以看出，他們共同擁有一副「共記」政治流氓的醜惡嘴臉。
江澤民雖然大言不慚地對華萊士自稱「我也是選舉選出來的」，但是，誰都知道，他是由鄧小平欽點的，是鄧小平和陳雲談判妥協後產生的政治怪胎。江得以從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青雲直上、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要原因是：他在「6．4」中堅決取締、鎮壓了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因此，江澤民的新頂戴也是用「6．4」死難者的鮮血染紅的。這也正是江澤民在國人皆曰可殺、國際輿論一致聲討聲中，硬着頭皮力排衆議、死挺李鵬的主要原因。
可惜，流氓就是流氓。儘管江澤民再穿上量身定做的西裝，戴上高貴的進口領帶，忽而吟詩題字，忽而彈琴唱歌，忽而來上幾句現抄現賣的英語和蹩腳透頂的廣東話，自我陶醉在「談笑風生」的王婆夢中，以爲就此可以博世人一笑，忘了他是個流氓，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流氓就是流氓。流氓再作秀、扮紳士、裝傻笑，也終究還是個流氓！如同毛澤東在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書中被剝光畫皮露出了流氓紋身一樣，江澤民在教訓香港記者的3分鐘鏡頭中，也活現了一副流氓新教父的本相，令人側目。
筆者不幸與江澤民有過兩次間接的交鋒，因而比這些香港記者早17年領略到這個政治流氓的淫威。在劫後餘生流亡美國的今天，我能夠有機會寫下這段真實的經歷以饗讀者，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筆者因78、79年在上海人民廣場民主牆上張貼了72篇雜文並創辦民間刊物《科學民主報》等，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莫須有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1985年，江澤民還在上海市長任上，市委書記是芮杏文，而我則正在安徽的白茅嶺勞改農場2大隊服刑。我的女兒張冰（目前正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研讀法博士），當年只是一個未諳世事的初中學生，由於父親入獄，母親病重，家有覆巢之虞，16歲的小姑娘在走投無路之餘，某晚忽發奇想，流着眼淚給江市長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澤民」一下，考慮允許我保外執行以照顧瀕臨破碎的家庭。這本來是一封極其普通的「人民來信」，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所謂「保護」的。至於準或不準，當然決定於當權者。卻不料江市長竟因爲我女兒文筆老到，又對信中請其「澤民」一言大爲震怒，而毫無根據地認爲此信是身陷囹圄的「反革命」父親幕後操刀的。
於是，在我服刑的白茅嶺勞改農場2大隊2中隊，就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搜查。由於我這個「反革命份子」尚有一技之長，故在白茅嶺勞改農場中擔任了建築預、決算、製圖、放樣、施工、安裝、築路等技術工作，還擁有一間獨立於集體牢房之外的工作室。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晚上，警校畢業的2中隊副中隊長王旭明突然帶了大批警員前來抄監，對我的工作室和監房實施地毯式搜查。就連我精心收藏在一本筆記本夾縫中的、一位臺灣難友張靖雄的地址，也被抄了出來。這張小紙片曾經逃過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的道道檢查，在筆記本夾縫中隱藏了多年，最後竟也難逃羅網！最後，要不是老中隊長竭力保我，以及工作上少不了我，恐怕我早已被打成「反改造尖子」而加刑流放到塞外荒漠中去了。對這次突如其來的搜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數年後刑滿獲釋，我才從女兒處得知了這件烏龍事件的全部真象。此時，對一封普通人民的來信如此神經質地大動干戈的江市長，早已升任上海市委書記了。
1993年，爲了抗議上海市公安局將精神正常的原上海工自聯召集人王妙根強行送進警方的精神病安康醫院長期關押，我決定在上海人民公園召開「6．4」4週年紀念會。結果是：我再度被捕下獄。我未經審判便被處了所謂的「勞動教養」3年。警方甚至赤裸裸地威脅我，逼我放棄上訴，以換取我女兒赴美留學的出國護照。在「勞動教養」期間，我偶從報上看到江澤民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克利斯多弗時，針對美國的人權壓力，竟然把採取和平抗議手段的中國民運份子無端地誣衊成「企圖推翻中國政府、製造中國社會不安定的人」。爲此，我在給一友人的密函中痛批了江的論點，認爲江可以和國民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和小日本握手言歡，唯獨將民運人士當作假想敵，必欲除之而後快！不幸，在轉遞過程中此信遭警方截獲。據處理此案的上海勞教局管教科長李興豪親口告訴我，此信已送達江澤民手中。江澤民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曾兩次到上海親自過問我的嚴管措施，飭令封鎖一切可能的傳輸管道，不允許再有片紙隻字密遞出獄。從此，我就被關入嚴管隊密室，被抄走所有的書刊、紙筆。3年中，獄方將我陸續轉移了9個牢房。冬天時，他們把我丟入無門無窗、只有鐵欄的破監房中。夏天時，他們把我丟入密不通風、悶似鐵皮罐頭的牢房裏，使得我患了類風溼關節炎、心肌勞損、高血壓、糜爛性胃炎、牛皮癬等10多種疾病，且長期過着無書無報、無紙無筆、無醫無藥的悲慘生活，險險乎病死獄中。最後在國際大赦等人權組織的不斷聲援下，我在被關押了3年多後，獲釋流亡來美，但卻留下了許多終身不治的後遺症。拜江澤民所賜，我至今還在忍受這些病痛的種種折磨。
因採訪我而被中共當局驅逐出境的法國《解放報》記者富蘭克林，在獲悉朱鎔基升任國務院總理後，曾經興奮地打電話到大陸來詢問我：朱鎔基有沒有可能成爲一匹類似戈巴契夫的「黑馬」？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我從自己親身的經歷，非常了解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這些中共第3代領導人的流氓本性和殘無人道。近來江澤民對中國民主黨人和法輪功學員的野蠻鎮壓，和朱鎔基一邊在電視臺與日本觀衆進行柔性對答，一邊卻惡狠狠地祭出國防白皮書威脅要對臺灣動武，就是極好的佐證。這些政治流氓爲了維護自己岌岌可危的統治，已不惜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江澤民在教訓香港記者時，氣急敗壞地連什麼「悶聲不響發大財」的心底話也脫口說了出來，因爲，江的兒子江綿恆正在繼鄧樸方之後大發橫財、鯨吞國有資產和民脂民膏，成爲中國的新貴。而江、朱、李這三頭馬車，正在策劃如何把中國的國有資產和社會財富全數轉移到海外。爲此，他們不惜挑起一場以任何藉口發動的、針對任何一個假想敵的流氓政治戰，來禍國殃民、亂中劫財。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啊！」──尤利烏斯．伏契克在納粹集中營裏如是說。（2000年10月28日於芝加哥）--摘自民主論壇(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