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加速的清朝，就本質來說，整個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社會上最廣大的人口，是農民而不是農奴。二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農民有土地房屋，有人身自由，而農奴的全部生活都得圍繞着奴隸主的核心。
奴役，是人類歷史上抹不去的一頁，是最大限度榨取勞動者所得的手段。把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用法權確定下來的社會集合，就被尊稱爲奴隸社會。但奴役或奴隸並不是奴隸社會所獨有的社會現象。奴役的特徵在於，一方面要剝奪財產所有──實行赤貧化，另一方面要剝奪人身自由──造成依附化，某一方面還會剝奪人身功能或器官──誘導太監化，最重要的，是要剝奪被奴役者對人的權利進行思想的能力及權力──這才叫真正的奴化。
自古以來，達成奴役的手段，不外乎軍事強制，經濟強制。其一，我打敗了你，或者我的部落打敗了你的部落，我的族人打敗了你的族人，或者，稍微現代化一點，我的黨打敗了你的黨，我的主子打敗了你的主子，你的生存權就變成了我的掌中物，予死予生都在於我的一念之中，這叫弱肉強食法。當然，弱肉並不一定就是貧肉，富而腐的弱法更令人垂涎，更催人慾試，更促人強食，那才是萬里長城也阻攔不住的誘惑！其二，你自行喪失平等的權力，或者喪失平民的地位，因爲你所欠太多，資不抵債，遊戲場只好開除你的遊戲資格，你要爲你的經濟行爲的失敗擔負後果，於是，在人身自由也是一種資產或財產的社會，你只好用你生而得之的最後資源去抵償你的失誤，這叫得而復失法。
只是在社會主子在奴隸管理中的投入高於奴役所出的情況下，美好的奴隸制才會「自行」崩潰。要是奴隸們永遠「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堅持「熱情高漲，忘我地貢獻」，我想大概直到現在，我們，我們的祖祖輩輩，我們的整個人類也不會把「會說話的工具」丟掉，另行培育訓練什麼「馴服工具」。就連萬能的計算機，也還沒有達到會說會聽的地步或思想境界。
所以奴隸世界之後大家都不謀而合地實施封建，實質在於簡化奴隸管理。奴隸的人權就是生存權，不幹活的時候也得飼着養着，馬兒再好也要吃草，一樣的道理。要能取所得而節所養，天下的美事豈不集我一身。於是奴隸們或前奴隸們，在生存權之外有了起碼的自由權，自主權，自決權。社會形態進化了，生存權的乾枯的鐵樹開花了，前奴隸們「如今徒勞爲自己」，勞動雖然還不是生活第一需要，卻有了瞬間的甜頭，於是勞動的投入成爲某種程度上的自發──整個社會就是這樣達成雙嬴。
那麼雙嬴之後，還會有回頭苦嗎？我不敢輕易肯定或否定，因爲這不取決於社會或歷史，而是取決於活生生的現實，取決於現實社會中的人。這裏用「人」，而不用「人們」，因爲社會的組成，無論是正是邪，都是我們自己。把我們合在一起，就不再是簡單的多數：「人──們」，而是區別於其他動物的複雜單數：人。再具體一些，就是取決於老祖宗用過的算盤珠子：社會主子在奴隸管理中的投入是否高於奴役所出。如果奴役的過程是那麼得心應手，少入而豐出，誰會不願意蓄奴而只去圈豬。
滿人當然不是最後以軍事強制手段征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子，他也還沒有現代化到奴役全中華或至少全體漢人的地步。有沒有比集軍事強制與經濟強制於一身的封建社會更誘人的光明的前進的積極的奴役術？有，這就是我們的主義：社會主義。這裏，軍事強制的俗稱就是顛撲不滅的真理：槍桿子裏出政權。出了政權幹什麼？於是就幹──社會主義。就剝奪，就鎮壓，就殺頭，就經濟強制，實施雙管齊下。
你會說，剝奪全社會的行爲，就不會激起全社會的反抗？這麼說是不是太憤世，太言過其辭？我只能說，取得全社會「默許」──有人會用「默契」，卻是我所不以爲然的，我們以後再說──也正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特徵。它絕不會愚蠢到同時同程度地剝奪整個社會，而是用其剝所得製成誘餌，換取一部分人的同夥同志，先去剝奪另一部分。只要剝奪的程序啓動，只要第一張羊皮剝下奪到，放眼天下，就再無全羊；只要第一隻牛角被輕易取下，浪跡江湖，就再不會遇到更硬的疙瘩。
有人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但比起社會主義是剝奪社會的准許證，火候還稍欠一□。
比如說，比起國父孫文的「耕者有其田」，社會主義也對農民高喊「平分土地」，但關鍵是「一切權力歸農會」，又沒說農會得了百分之百的「一切權力」之後，還會幹什麼。剝奪地主，不是爲了農民，而恰恰是爲了下一步剝奪農民本身。一步剝奪分做兩步革命，不過是借農民革命的偉力剝奪農民自己。經過土地改革，你們都看清了，地權不是可以隨便剝奪的嗎？爲了社會主義，你就放棄黨分給你的土地牲畜，「自願入社」吧。入的不僅是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而且是社會主義這個偉社。據說當年斯大林同志爲組建合作化，不惜用強力刀槍，大概就是因爲土地放在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手中爲時過長，其所有制又由列寧同志的「新經濟政策」的推行而強化，已經根生農民家，到黨想要的時候，拔都拔不出來。中國的同志就要接受歷史教訓，不能讓農民把土地暖熱，要趁着他們對鬥爭地主記憶猶新的火候，馬上掀起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你要說這是予取予奪，我說更經典一些是我可以賜予的我也可以沒收。那本來就不是你的，也從來就不是永遠也不是你的。此種經濟強制，只能在軍事強制的前提下進行併成功，所以仍有「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的時代烙櫻有人說土地改革殺戮了兩百萬，社會進化的血的代價太高。我說，如果沒有那兩百萬顆人頭落地的殺雞駭猴的餘威，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會乖乖地放棄他們祖祖輩輩晝思夜想的寶貴命根──土地？如果沒有那兩百萬顆人頭先行落地，後面必將有更長的更殘酷的「圈地運動」，將有更多更廣的生靈塗炭，社會主義的強制表面化會來得更淋漓盡致。
有人污衊我們的農民不懂偉人領導他們進入共產主義理想境界的苦心臆志，一旦有白吃白喝的食堂，他們就搶着把公產揮霍一空，其後果馬上招致三年「自然人禍」的報應不說，還害得偉人自砍戰無不勝的中軍帥旗，遭劉鄧逼宮之枉。可細想之下，站立在空蕩蕩的土地廟門外看著他們得而復失的土地的千百萬農民，已不再是土地上的農民，更不是共產主義的農民──共產主義社會就不會再有工農的對立──他們是社會的農民，已把一切交還社會，還不知道社會將會怎樣報答他們或怎樣拋棄他們，所謂的「放肆」，只是他們在被迫放棄土地後的那種失落感激發出的「快感」，即所謂的「入社吃社」的自然反應而已。
反過來說，黨也意識到自己對農民還嫌太客氣了一點。人禍的高峯處，黨對農民真正開始實行農村戶口的鉗制。農民這才意識到社會主義對於他們的真正含義，可是在軍事強制與經濟強制的淫威之下，他們已經徹底變成新社會的無產者，已經是除了集體地、幾乎無償地貢獻自己的勞動之外，再無其他出路的社會底層。沒有生產資料，沒有遷徙自由，甚至沒有種什麼怎樣種的選擇，更沒有收成之後留什麼留多少的商量餘地。顆粒無收之年，連出門去乞去討的自求生路的自由也沒有。你把這種勞動稱爲什麼？共產主義義務勞動，還是奴隸主義強制勞動？反正我不清楚。
我清楚的是，對於農民的大刀闊斧，只是軍事強制及經濟強制的威力下的政治強制的一個小角。社會主義的最高拿手好戲還在於思想強制。這是我們要說的最經濟的奴隸管理的歷史創舉。要是奴隸們不認爲他們與社會公僕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是後天人爲或暴力所致，他們就會死心塌地地、穩定地團結在指揮他們的主人的周圍；如果他們的「救星」恰好又是順應天意或符合人類歷史前進方向的偉大舵主，他們豈不永遠免去人生疾苦的磨難而一步登天，主叫他們作的任何艱難險阻，只不過是天堂門前的最後考驗，他們會有二心？
這就是社會主義教程中，社會發展史，或稱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強制的強勁東風。在這股風潮面前，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一刀取齊──全折腰，因爲這是他們似懂非懂的新皇新衣──別人都說是指路明燈，我若沒看出來，豈非我的學習還不認真，態度還不端正？幾乎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折腰僅爲軟骨病──不是指責他們的人格──而是他們與生俱來的階級出身。「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要求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不是因爲他們學問淺薄，而是因爲他們是生就的階級異己，他們唸的書都是離經叛道。異己而求同化，怎麼辦，只好脫胎換骨。說起來是「追求進步」，其實跟清朝初季的漢族讀書人出山去追求朝廷功名一樣的道理，是中國讀書人集體屈從於軍事強制與經濟強制的大風，自跪于思想強制風頭前的自我奴化，幾乎誰要跑不出干係的。那些不稱讚皇帝新衣的，一下子就陣線分明──分明是留髮不留頭的狂狷。
可惜，兩千年前的馬鹿之分，至今沒教會中國那些傻乎乎的讀書人。指鹿說鹿的人，還以爲自己是爲國家爲人民，可如果你首先不爲黨，國家和人民都要爲此與你反目。這時節的強制，不是軍事強制，也不是經濟強制，甚至不是政治強制，而是赤裸裸的思想強制。衆多的強制的總和，就是我們的看家本領：無產階級專政。
有了思想強制，有了強大專政，專門打擊那些蓄意破壞社會主義勞動秩序，破壞黨和人民之間魚水關係的某派分子之餘，我們不但有了「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地忘我勞動熱潮，而且我們更省下了奴役勞動管理的投入，這叫做「羣衆自己教育自己」。
令人至今難以理解的是，在勞動管理的成功之後，尤其是在「毛思想空前普及人心」的文化革命高潮之巔，我們的勞動所出，竟然造成社會主義的經濟恐慌：各種票證，各種限量，鋪天蓋地而來，好像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另類高潮。我們惘然，爲什麼全社會的共產主義覺悟史無前例的提高，就一定要與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成反比？如此下去，豈不是共產主義永遠是遙遙無期？
現在我們知道，幾千年前的老算法，又一次幾乎顛覆了變了態的奴役勞動：如果奴役所出竟抵不住維繫奴隸們生存權的投入，這種勞動是無法繼續的，不光勞動者或被奴役者的一方缺乏勞動熱忱，就是不勞者或奴役的一方，也不甘心自己名下社會產品的極端匱乏。那樣的生活，即使白吃白拿，也不夠份呀！
於是有政策的重大轉彎，要不然我們總說統治階級也會有其明智人物，雖然並不總是如此。要想耕者無其田，學者無其思，看來管理並不難，尤其是我們的強制與專政百分之百制度化之後的今天，更是如此。但若是田裏不出糧食，思餘不出精華，我們也只好買進口糧充飢，只好借領袖的光輝思想濫竽充數、狗尾續貂。
是的，我們都看到，鄧的改革給了百姓某種餘地，但是我們也都看到，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動那個制度的任何一個微小方面。這明明白白地集中反映在他的「四個堅持」的口號裏，好些人卻以爲他真是設計出什麼新東西。
要我說，他確是出色的總設計師，但他設的只是一計，即打着復辟資本主義的招牌，暗渡陳倉，堅持的還是奴役的一條老路。這也就是我在前文《又見九九風雨狂》中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主逆流派之間調整他們各自心目中生產關係的尺度的差異，本質上他們是一致的。鄧的妙計，不過是在毛的全方位奴役之旁，稍微放寬一點點，給生產者的清湯寡水的食槽裏再加上一些些調和麵，就這指縫寬的一線生路，也還是把肥水盡攔自家田，肥了太子黨無數不上算。這種調整，不是把社會的再生產扭上正軌，而是把原先的露洞捅得更大。不錯，農民是喜歡過鄧計，現在不又在大規模逃亡嗎，不僅逃向外鄉，更加逃往外國？工人也親近過鄧計，現在等待着他們的僅僅是下崗與貧乏化。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曾是「小平你好」的始作俑者，結果構成「寄託族」的主流，一走爲上。
許多外洋自我流放華人，顯然並不認爲他們的出走是逃避奴役的捷徑，因爲他們在自己出走之後，仍然高聲歌頌千古少變的這同一種制度，仍然鼓吹堅持缺少人性的這同一種管理。尤其是去年所謂的建國五十大慶之機，海外各方的溢美之辭，幾乎掩蓋了那個制度下的民不聊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掩蓋了那種管理下的五毒俱全的泛濫，二十年重現的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而且更刻意掩蓋鄧記妙計的堅持奴役的本質。
反對我如此說的人士，可以告訴我，現在的中國，工人還有什麼，農民還有什麼，知識分子還有什麼？或者說，國人還有什麼？國是國人之國，國人有這個國的哪一個小角？國人僅有的，怕就是國字的大口構築的大閉合圈，「不許逃役」，或者國字小口劃出的地牢，「禁止邪教」。國人只有勞動貢獻的自由，沒有獨立思考的餘地，這就是國人之國對國人的全部恩慧國惠？再問一句，如果國是國人之國，爲什麼他們自己的國要堅持奴役他們？爲什麼他們對自己的國是無權過問，或者說問也白問？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現任國家主席江某，在其上海任內，竟然落選人民代表」，這是不是說上海人民沒投他的「上海幫」信任票？國家領導，雖然憲法沒說一定要選民直選，但也必須在最高級的人民代表中產生，以前的毛主席劉主席，不管怎麼就位的，還每次都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先有一代表席位，然後才有資格「主席」。整個選舉，雖然僅是過嘗形式，但也要順人民信任的「民心」而循級而上。江主席臨危受命，老鄧就馬馬虎虎忘了查一查，江連席也不席，選也未選，就一躍成爲國家主席，實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開天闢地第一回。這種「欽點主席」的好戲，雖未出大亂，卻特出大格。過去「四人幫」時代，有「飛過海入黨」的火箭提升，但那卑劣手法哪能比得上後起之秀老鄧的「飛過席主席」的劃時代的宇航提升法？
所以我副題中說的竊國者，你還別說不信。
作者老鄲自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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