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凭这一点，米氏就可称得上南盟真正的爱国者，救国者,或者更确切一些,南斯拉夫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说他向来都与他所标榜相符，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举动，足以证明他的那窦真情。因为，在他最后的卸任之前，他仍是大权在握的正牌总统，还有对治局的左右之权，对军队警察的调动之权，即使不是百分之百，要说在首都的大街上小试牛刀，扫荡一群手无寸铁，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买卖。简单地说，他还有把南盟重新置于他的卵翼之下的控制权，或对阻碍他行动的一切势力的绝对镇压之权。对于一个总统，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不用推翻一个政权，只要延续一个既成事实，这难道不简单吗？多少人多少代，不就是这样简单的重复着历史吗？
某种推理告诉我们，存在就是合理；另外的声称又绝非无据，当权就是某种民意。米氏在南盟，无论如何这两条都能占上，他可以毫不惭愧地自称“人民意志的代表”，尤其是当北约的黑云压城，烽烟四起之际，他不就是当代最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有人指责米氏为独裁，他还刚好要证明自己不是：是独裁敢用大选甚至直选来自毁吗？他要是一口咬定我是阶级先锋队的头人，甭说三个代表，三十个代表他也能数出来，他就可以自以为是地代表下去，谁敢说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不好？
就依南盟前几周风雨欲来的政局，街头群众游行的潮声，其中任何一点都可以直接上纲上线，冠以“反革命暴乱，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坦克开上贝尔格莱德的主要街道，上演再一次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血案、天安门平乱的连本好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创新篇。那帮与他息息相关的同类早已按奈不住，频频遥相递讯，无非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以嗜血见长，玩弄权术尽美尽善而著称世界的米氏，难道就不清楚或者没有条件来他个“不惜杀他逆民二十万，保住孤家的二十个太平年”？
兵乃国之凶，而且是极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残忍上论。而内战就是最高一级的内耗，故圣人慎用。动用国家暴力，用人血染红自己的交椅，一般来说都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余，就跟“缘乱求治”一样地精神错乱，缘木求鱼，结果也只能属于错乱型。君不见，所谓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文化革命，大灭资产阶级威风的天安门事件，都只不过是在即将倾覆的天平上狂压血本,天平倒是不再晃荡,代价却是国家及社会的堕落，人心和人才的流散。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把民意压入地下，只能是促使潜在的潮流转而实行其不交换不妥协的渐进──明明是那血流成河的当然继续。
蒋家王朝在台湾的境况就是这一非圣躁用的演示.二二八事件到国民党谢位,半个世纪，感情不交换的人们实践了政治地位的大交换，最初不妥协的人成了最后妥协的出局者。割裂民族或人民内在连系的就是兵家元凶。过去的哲人说在天安门闹市杀人是谱就血写的谎言，说的还算是太文雅，太狭进。再往远处看看，你一意调研血做的浆糊，要想把利刃劈开的血肉机体黏合回一，怕是比上帝或女娲用水来调泥制成人初更更难的棘题，哪怕你再在其上覆盖上血写的谎言。
米氏就有现成的谎言。比如说他可以宣称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南斯拉夫，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即使不是为了眼前，也必定为着大家的明天。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只有小米，才是南盟唯一的出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会如是说,并且这也正是他竞选的基调。说不定他还确实是这么想的，那就更了不起.但是,在一个稍微开放的社会，就象南斯拉夫一样，有多少人肯投票买你的账，才是你的LEGITIMACY的最后底牌。
政治上的赢取选票，就象是商场的投标行为，是供求双方量度差距，也是供方的平等竞争。要是你多用点心机计，一喉双簧，独家投标自家招，那你当然永远是中家，可就只好坑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大家。这样的骗局并不难戳穿，只要大家数数有几位争标对手，就独眼龙看独标虫，一目了然。想当年，老蒋刚到峡东，不也是仅有的指导力量？可曾几何时，被砍倒放翻的台湾人，就自生自就成为管理自己的社会力量。把同样的道理用在大陆，你就不难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有意识的群众作为。
在一个个人为基元的社会，谁也没有资格先行为民代言,即使是民选的代言,还要每隔几年重新认证。哪能就凭你光辉理论“证明”的几个代表，就想坐坐“终身教授”马列主义的王座，终身为民代言。可惜，代言人习惯自己把延长线划得太超前，坐在没收他人的发言权积起的自家代言权上，还总以为别人全是讷讷无语之鼠辈。米氏就认定直选会给自己最大限度的民意表现，不幸栽倒在自己的泡沫形象的虚幻中。被人民抛弃的代表，还要坚持代言，看样子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入内战之前──不是我吓唬你,我们确曾见过众多的内战,短的只要风高月黑的一夜，长的可以是血腥的十年──米氏就不可惜自己揣在怀里暖了十几年的国家最高大权？可到底时代不同了，杀人的代价与权位的利欲相比，他最后还是放下了屠刀，选择了走以身谢国之路。
与众人取笑米氏的所谓“下场”不同，我很欣赏他的绝断，哪怕是出于无奈的绝断。给一个国家、给自己的民族以和平发展的契机，这不是每个$$%肉食者鄙$$%都可以想像得出来的奉献，他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然后把它搀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向人民兜售。我在想，如果在中国，决心迎刃而以身殉国的不是谭生而是杀气腾腾的慈禧退让一步的以身谢国，决心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刀兵相见的不是青年学生而是气急败坏的老邓见大势已颓的以身谢国，中国人要省却多少内耗，我们的民族命运转折点将是多么前出，我们的现代史该是多么的不同。
以身败国者的恋台，与以身谢国者的下场，以区区一身之荣辱，换取泱泱一国之兴亡，这么好的报国机会，又可能是多么妙的窃国良机，却不是匹夫都能摊到的幸运，而机运相逢的骄子，偏又都是要反向出牌的独夫。令人每思至此，觉得真正心疼的是，这种偶然或必然正是、也只能是我们民族的摆不脱的噩运，中国人写成了中国的历史，我们能怨天尤人？
就在这一点上，米氏已经比多少专以他人之血青年之血一荐轩辕的任重道远客伟岸了无数重倍，比多少为自己眼下一点蝇头小利把国家引入内战内乱的舵主军机清白了千万分强，他爱他治下的小国，他又更爱他将不再治辖的大家。正是这种爱国的真心，使得他不忍心大开杀戒，使得南斯拉夫逃过了已是屡起难息的烽烟。
我要说，在米氏想到举起屠刀之前，他已经立地成佛，要不然南盟的人民会有如此的好运？
所以，在大家庆祝南盟新生之际，我要提醒的是这种新生有其旧生的夤缘。三生石上，新旧精灵的交接之间,古谓的“君为轻”和君为重是同等的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妨把“公仆”还原到他们原本的社会内涵。为轻，是比起国家的长久命运，一个人，一个家族,一届内阁的权力延续是无足轻重,哪怕他是开国始皇、铁血宰相，用人的生命鲜血的维重来维系来交换这至轻，素为古来圣贤所鄙弃；为重，是比起草民来对全局的决定作用，君之一言九鼎，可能构成千百万人的苦难，也可能造福万民天下皆欢，就看你碰上什么样的上皇。与其象我们的祖祖辈辈一样，在君主决算的福与难中抓阄，还不如把君可能有的为重为轻加以平均──世界都到了今天，谁还需要或希罕所谓的“君”的看护和恩典？
我又不敢断言，米氏从未思想过屠刀的作用，但新生之来到，正是因为旧生在蜕去。人民从跪倒到站立，从求人代言到自己手选；军队警察从党的驯服工具到作为国家军队的中立，宁愿听从民意而不是权益；游行的群体从单纯的学生扩展到广大的工农，这么多的出旧立新的要求变革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最后促使米氏拿定了以身谢国的主意。
所以说，米氏谢国，固然悲壮，但实际上，是南斯拉夫人民自己，成全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
叹曰：
见惯杀人者刀赋人权，听厌愚民客狱倡民主。安得君子以身谢国难，秋决无血红叶漫山簌。
作者老郸寄自北美<<读者周刊>>(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