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許多人對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兩條原因。一是因爲中共當局的文化專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陸則遭到禁止)。二是因爲高行健的作品相當「陽春白雪」，一般人不大讀得進去。再加上在海外，嚴肅的文學評論勢單力薄，對讀書界影響甚微。其實，高行健的文學成就在同行圈內早獲肯定。
諾貝爾文學獎一向有較多爭議，這主要和文學不是單一標準與缺少硬尺度有關──在這一點上，它顯然不如奧運會的獎牌來得分明。這次高行健獲獎，看來也免不了爭議，特別是在中國人、中國文學界中間。我們知道，許多中國人都對諾貝爾獎十分重視，有不少作家都以爲自己最具獲獎資格(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的好」嘛)。倘若就事論事，我認爲有爭議實屬正常。本來，文學獎獎的是文學，但是在當今中國的情況下，其影響不可避免地會超出文學之外。我這裏關心的正是這後一方面。
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爲中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這事無疑令中共當局老大不高興。當局會如何應對呢?不理睬嗎?恐怕不行，因爲這條訊息是封鎖不住的，它勢必會很快地傳播開去，成爲國人談論的熱門話題，所以當局不能不公開表態，無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時開展革命大批判，攻擊作家「背棄祖國」，貶低作家獲獎作品的文學價值，指責諾獎評選委員會是出於「政治理由」授獎，居心叵測，如此而已。
我手邊正好有一本中國作家研討會文集《溝通:面對世界的中國文學》，其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爲什麼寫作」。在這篇短文裏，作家簡要地闡述了自己的寫作觀或曰文學觀，也談到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高行健強調寫作的個人性，強調寫作的超功利性。他並不贊成「純文學」的說法，他認爲文學可以觸及政治，但文學也應超越政治。高行健說，他是「只有可言說而非說不可時才寫」，「因爲只有這種言說才更真實」。說來也是，在海外用中文從事嚴肅文學的寫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爲生，要不是有非寫不可的內在衝動，多半早就擱筆了。高行健認爲，「文學只有切實訴諸個人真實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見，超越種族，超越國界，超越時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離開中國的，他曾經公開譴責六四屠殺，並宣佈退出中共。高行健說:「我選擇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隱諱我這流亡作家的身分，並且公然宣告過，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個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注意，作家不是拒絕再回到祖國，而是拒絕再回到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兩者切不可混爲一談。拒絕認同極權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極權政治不完結我就不回國這種方式表達。高行健對文學與政治間關係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評當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學不是從政文學，但他也不刻意地迴避對政治的發言。道理很簡單，如高行健所說，他是作爲一個人發言，「人面臨政治或社會壓迫，不能不抗議」。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再一次刺激我們思考創作自由，言論自由。就象我在1988年寫的那篇「爲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一文中講過的那樣，「中國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們必須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創作」。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一部作品要公開出版還必須得到專制統治者如江澤民、丁關根之流的恩允，僅僅是想到這一點，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還不說自負──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品是心靈自由的充分表達而又碰巧不犯他們的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開他們的禁忌，這種羞辱也是絕對不可忍受的。人類精神家園容不得狂吠的惡犬，哪怕它咬別人沒咬過你也罷。
(將於下週出版的《北京之春》雜誌2000年11月號，將轉載高行健文章「爲什麼寫作」，還將發表一篇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特別報導(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