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许多人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因为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陆则遭到禁止)。二是因为高行健的作品相当“阳春白雪”，一般人不大读得进去。再加上在海外，严肃的文学评论势单力薄，对读书界影响甚微。其实，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在同行圈内早获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有较多争议，这主要和文学不是单一标准与缺少硬尺度有关──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如奥运会的奖牌来得分明。这次高行健获奖，看来也免不了争议，特别是在中国人、中国文学界中间。我们知道，许多中国人都对诺贝尔奖十分重视，有不少作家都以为自己最具获奖资格(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的好”嘛)。倘若就事论事，我认为有争议实属正常。本来，文学奖奖的是文学，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超出文学之外。我这里关心的正是这后一方面。
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事无疑令中共当局老大不高兴。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不理睬吗?恐怕不行，因为这条讯息是封锁不住的，它势必会很快地传播开去，成为国人谈论的热门话题，所以当局不能不公开表态，无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攻击作家“背弃祖国”，贬低作家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指责诺奖评选委员会是出于“政治理由”授奖，居心叵测，如此而已。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其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他是“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说来也是，在海外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的，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出中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的身分，并且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注意，作家不是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治的发言。道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会压迫，不能不抗议”。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再一次刺激我们思考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就象我在1988年写的那篇“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一文中讲过的那样，“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创作”。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一部作品要公开出版还必须得到专制统治者如江泽民、丁关根之流的恩允，仅仅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还不说自负──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品是心灵自由的充分表达而又碰巧不犯他们的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开他们的禁忌，这种羞辱也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人类精神家园容不得狂吠的恶犬，哪怕它咬别人没咬过你也罢。
(将于下周出版的《北京之春》杂志2000年11月号，将转载高行健文章“为什么写作”，还将发表一篇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特别报导(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