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高行健曾就讀於中共黨校5年。1986年，他的劇作「絕對信號」和「彼岸」在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打成「精神污染」，其它作品也遭到查禁。導致大部分中國人並不熟悉這位給中文贏得榮譽的知識分子。.他的劇作《逃亡》不但讓當權者惱怒，也曾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引起同樣程度的非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有一百多萬字的文學作品自己把它銷燬。高行健是在1987年離開中國流亡法國，以政治難民身份，在巴黎定居法國。19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他對民主運動表示支持，他曾經公開譴責六四屠殺，並宣佈退出中共。高行健說:「我選擇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隱諱我這流亡作家的身分，並且公然宣告過，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個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注意，作家不是拒絕再回到祖國，而是拒絕再回到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兩者切不可混爲一談。拒絕認同極權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極權政治不完結我就不回國這種方式表達。
高行健對文學與政治間關係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評當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學不是從政文學，但他也不刻意地迴避對政治的發言。道理很簡單，如高行健所說，他是作爲一個人發言，「人面臨政治或社會壓迫，不能不抗議」。高行健的一篇文字「爲什麼寫作」。在這篇短文裏，作家簡要地闡述了自己的寫作觀或曰文學觀，也談到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高行健強調寫作的個人性，強調寫作的超功利性。他並不贊成「純文學」的說法，他認爲文學可以觸及政治，但文學也應超越政治。高行健說，他是「只有可言說而非說不可時才寫」，「因爲只有這種言說才更真實」。說來也是，在海外用中文從事嚴肅文學的寫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爲生，要不是有非寫不可的內在衝動，多半早就擱筆了。高行健認爲，「文學只有切實訴諸個人真實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見，超越種族，超越國界，超越時代」。
高行健說，今次獲獎有很大意義，尤其是由一個華人得獎，因爲諾貝爾獎這問題在中國國內很有大爭議。但他認爲，目前對他最重要的是辛苦得來的自由以及他的創作。高行健也表示，他已經完全斷絕與中國國內親友的聯繫，希望他們不會因爲他自由發表的言論而受到迫害。目前愛國人士已經發出警告：「這是國際反華勢力利用諾貝爾獎圍堵中國的又一陰謀！」並指「這個諾貝爾獎已有前科，如把1989年和平獎頒發給達賴」。
要早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會給和政府腔調不一樣的人，就應該象國內評選歌壇新星一樣，提前給每個評委家裏送一個大紅包去，評選沒開始名次已經內定了，省得讓江總書記的喉嚨裏象紮了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