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江西丰城爆发两万农民抗税抗捐大暴动，当局出动两千武警镇压。九九年中国示威抗议事件己超过十万起。中国正处于动乱边缘。
八月中旬，江西省丰城市袁渡镇发生两万农民大暴动，这一事件，对以农民运动起家的中共而言，是一记讽刺的耳光，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是当前中国社会极度尖锐矛盾可能引致爆发的信号。
袁渡镇大暴动的起因，是由于税收摊派过重而引起的。据当地农民表示，一亩农田平均收入才人民币四百元左右，税款和摊派每亩至少要交一百八十元，扣除肥料等成本，农民实际收入每亩才一百元左右，无法生活。
二万农民冲击镇乡政府遭镇压
今年七月间，一位农民从南昌买来一本叫做《农民之友》的书，里面辑录有中共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于是他便将这些文件复印广为派发。袁渡镇政府派出公安和干部加以阻止，认为复印派发是「非法出版」；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干部将不肯交税的农民房屋强行拆掉。这就激起当地农民普遍不满，于八月十七日聚集二千农民包围镇政府，将镇政府的门窗桌椅等砸烂，甚至冲进乡村干部的家抄东西。
暴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到白土镇段塘乡、小塘乡，超过二万农民一起冲击当地镇乡政府和干部的家。
丰城市公安无法应付，由江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办公室，调动省武警总队宜春、抚州两个支队共两千名武警，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镇压，将暴乱敉平。
丰城地近江西省会南昌，不算很偏僻，但整个江西省绝大部份是贫瘠地区，因此也是当年红军起家的地方，「解放」至今五十年，生活不见改善．最糟糕的是，越是贫瘠地区，中共的干部越似狼如虎，对农民的敲诈更甚。其中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道理：是贫瘠地区，干部榨取油水的空间窄，省市无法支援乡镇经费，那些无所事事的乡镇冗员干部都要维持自己这个架构，并奉承上级，只有巧立名目，滥加摊派，农民无法缴交的，便动不动前来砸锅拆屋，比旧社会的土豪劣绅还要凶狠。
湖北乡干部上书：痛陈农民苦情
不久之前，《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字字血泪的上诉信，作者是一位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信中痛陈湖北省监利县农民负担沉重，农田荒废、农民外逃’乡镇负债累累、村干冗员太多、农业政策根本无法推行的真实情况。
他在信中说：乡里本有四万人，有劳力的一万八千人，现在出外的竟有二万五千人。过去出外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富余劳力，现在男女老幼都出走，任由田地荒废。一些经常碰面的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说：「要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做农民了。」
这位乡党委书记明白，农民实在负担太重，活不下去。当地每亩田的税费负担约二百元人民币，另有人头税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一家五口种地八亩，全年负担就要二千五百到三千元，纵使亩产稻谷一千斤，也只能保本，还要负担防汛抗灾、水利、宅基费、自留地费、子女学费、超生费等等，实在不胜负荷。
加拿大过去歧视华人要华裔移民纳人头税，至今仍被谴责，要求偿还。想不到现在的中国农村居然也征人头税，真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据李昌平说，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要缴人头税。任你是八十岁老翁或刚出生的婴儿，一律都要交几百元人头税。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农业税无著，便往人头税上加，有的村人头税每人超过五百元。
他说，九五年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盈余，现在恰恰相反，百分八十五的村亏空。以监利县棋盘乡为例。这个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要求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债款利息、收支结算，一年□亏一千万人民币。
九零年的干部不过一百二十人，现在超过三百四十人，冗员增长势头无法控制。新上任的地方官吏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插一帮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农民怎受得了？
他又说，中央所讲的扶农政策，落实不到地方。近年来已没有对农民提供贷款，即使有，月利率百分之十八以上，等于高利贷，农民负担不起。而国家收粮没照保护价收购，收了粮，还要农民出钱建仓库，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处置，便要罚款，甚至被没收。上级领导只爱听农民增收的消息，如果有人讲真情、说实话，反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因此农村基层干部不报假数字，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的，简直难求。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只得被逼逃离农村，死也要死在城里。
惠州人民大批失业叫苦连天
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贫瘠或比较贫瘠的中原农村。最近《星岛日报》记者赵桦报导广东惠州的情形，也令人心酸。
惠州就在东莞隔壁，原是珠江三角洲富庶之区，十年来经济每下愈况，虽还说不上民不聊生，但杂费节节增加，人民的负担，已到了叫苦连天的地步。
据当地人说，惠州市从八一年至九四年生活最好，此后便一落千丈，歌舞升平不再，市面萧条。原因是下岗的人多，很多人没工做，物价没涨但生活费负担却大幅度增加。例如街道清洁费，以前四十余元，现在增到一百零八元，原因是多建了步行街，那些费用都转嫁到家家户户身上。孩子上学读书也贵了。念小学的，除了每学期几百元学费外，若是外地户口的，加缴一百三十元。念中学的，每学期学费及书簿费一千一百元，外地户口籍加一百三十元，跨区的转学费要二千元。若是没有户口的，转学费高达六千元。此外，家长会要交钱，还要交电费、水费、茶水费、早点费、制服费，样样都讲钱。超生孩子要罚钱，目前超生一个要罚近两万元，从前只有几百几千元。现在生病生不起，医生和药费都相当昂贵。感冒去医院看病，每次医药费要七、八十元，若是重病或要动手术的，医药费更不可想像。所以穷人不会轻易到医院求诊。
开放改革四个时期的特点心
平时，海外华人去中国参观，大多是东南或北方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深圳等。这些大城市的确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深圳和浦东，原是烂农地，现在无数高楼拔地而起，变成现代化都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步的一面。但是许多内地的城市，发展不是很快，特别是那些稍为偏僻的城镇，仍处在贫瘠状态，更遑论黄土高原和东北西北沙漠化的地带了。
大体而论，开放改革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个体经济活跃期，这是初从僵死计划经济解放出来的时期，农业、小手工业、小商业欣欣向荣，乡镇工业崛起，那时候，「万元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第二个时期是倒卖物资和地产业发达期，这时期官僚资本迅速抬头，高官和「太子党」凭批文倒卖和圈地大发横财，他们成了千万亿富翁。第三个时期是外贸金融发达期，「太子党」手拥国家财力步出国门向香港投资、上市，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从事巨额外贸，操纵国内金融，涉足香港、纽约股市，在这个时期，国家资金外流严重，官商勾结走私猖獗，官僚的腐化从群体勾结进入贯通整个制度架构，从县市省直达中央，连成一气。第四个时期是新科技发展期，电脑网络和流动电话成了新贵们垄断的新行业，这个时期刚刚正在开始。明年大陆和台湾进入世贸后，形势会有大变动，可能是第四个时期的发展，也可能会开启第五个时期。
从上述的发展过程可以窥见两个倾斜，其一是业界倾斜，也就是国企改革、吸引外资、外贸发展、金融结构调整、新科技企业开拓等受重视，农业发展却被忽略了。其二是利益倾斜，所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少数官僚资本新贵手中，广大的工农大众和平民全被推向贫穷线或贫穷线以下。
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已无可能
最近被整肃的深圳学者何清涟，她在今年三月份《书屋》杂志上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很有见地。她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不是菱形的（即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是金字塔形的，也就是说，金字塔的顶尖的少数人是极富者，越到下层越穷，贫富向两个极端分化，形成不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大城市的平民，不少人财富有增加、生活质素有所改善，但几千万下岗工人则生活陷于倒悬，苦不堪言。偏僻城镇的平民，生活改善有限。农村里的农民，只有在改革初期因包产到户有过一段短短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一些邻近大城市的农村，因乡镇工业发达，让农民分沾到好处，但不久，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使得贫瘠的农村穷上加穷，稍富庶的农村也开始艰难起来。
没出路的农民，少壮者纷纷涌到大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一部份进入工厂，另一部份成为城市盲流。整个社会治安的恶化，就是由盲流中无法生活的人铤而走险造成。黑社会在大城市迅速发展，杀人越货，手段之辣，超越江湖道义，不再「盗亦有道」。而善良的沉沦在金字塔底层的平民，则转入宗教信仰和气功各道门，以致地下教会信徒遍及各地，各种气功流派都有全国性的庞大组织。这种情形近似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背景，但社会的交通和资讯毕竟发达了，加上中共严密新闻封锁和强有力的军事控制，现在重复历史上农民揭竿起义的长期武装斗争局面，已不可能。但零星的农民暴动和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请愿则是免不了的。
中共步步为营，扼杀一切反抗于萌芽状态
据知情者透露，全国发生的示威，九八年六万起，九九年有十万起，国内新闻对此很少报导。这次江西丰城农民大暴动的消息，也只是被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得知之后在海外报导出来。新闻封锁对中共很有利，它使暴动信息无法自动传播开来，避免产生全国各地连锁效应。否则，野火燎原，中政权便岌岌可危了。同样的道理，禁止民间的社团和中国民主党的建立也有利于中共，继前年秋中国民主党在各地成立被禁之后，一批异议人士纷纷成立民间监察社团，如「中国农民观察」、「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中国人权观察」等等，也被禁止，主持人被逮捕。如果这些社团能存在的话，全国农民遭受现在这种不合理的摊派，早已被「中国农民观察」报导出来，必引起社会哗然。
再说，江泽民之所以硬指法轮功、中功为邪教加以镇压，原因就是怕民间以共同信念结合起来的庞大组织力量，即使